黄士春部落格

<育才百年特刊> 主编麦翔学长，要求把 <育才百年简史> 译成英文，好让更多英文源流的社会人士多了解育才。

译完 <育才百年简史>，作为一个育才人，不无感想。

育才简史，几乎就是马来(西)亚华教简史，甚至是华人简史，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记载，必须呈献给更多不同语文源流的读者。

从1908到2008年的一百年， 是三、四代人的历史，是怎样的一百年？作为後人，我只能说：先贤们，您们辛苦了!

我是在1941年出生，在这之前，先贤们已经前仆后继的办了育才33年。简史用了 <草创之初，困难重重，跌宕起伏，步伐蹒跚> 来概括早年的办学艰辛，包括1908年的全体教师集体辞职，1915年的因经济困难而停办半年！

就我个人而言，开始和育才结缘是1951年的事。当年，我从旧安邦的明新小学转到怡保休罗街的育才小学四年级，1953年小学毕业，次年进入设在江沙路霹雳中华大会堂的育才中学，直至1959年高中毕业。

50年代，是马来亚大动荡的一个时代，从英殖民地政府的 <紧急法令> 到国家独立，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在育中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认识和感觉到华人和华教所承受的压力，而育才则是这个动荡十年中很多大事的主要参与者，不少重大的全国性社团大会和华教会议，都在大会堂召开。记得当年自己也像不少关心时事的同学那样，放学後还留下旁听这些重要会议的现场进展，育才人一向就是关心时事的一群。

1957年更是充满历史事件的一年，马来亚在当年的8月31日独立，同年的11月，则是因为华文中学改制和超龄生问题引发全马学潮的一个充满激情的月份。自己有幸参与那场轰轰烈烈的脚车抗议大游行，初尝催泪弹滋味，未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我在1959年结束六年的中学生涯，像当年旧制华文中学毕业而又无望升学的同学那样，在迷惘中投身社会。五十年後的今天，还有这个机缘翻译母校的简史成为英文，在翻译过程中，往事历历在目，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激动、感慨、振奋、自豪，兼而有之。

译到育才师生当年活跃在中国抗日战争、以及较後的马来亚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大後方时，最为激动。

译到育才中学当年对改制的抗争过程，最後在1963年被逼签署22条件而让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学校 <雀巢鹊占> 的拱手让人，但一时又未能迁校而滞留在 <伤心地> 前后共18年的苦日子，学生从改制前的2,500多人直掉到1973年的 157人时，最为感慨。

译到1978年的 <万人宴>、1980年的 <育才行>、到1985年的光荣迁校 <育龙岗>，最为振奋。

译到蔡任平校长在育才经济最困难的1964年和1965年时，自动将他担任高中三主任的全年年薪 1，428元全数捐赠母校，最为感动。我在59年离校，次年考剑桥，61年进入报界，在工作上算是贴近霹州华人社会，消息应该是灵通的，怎么就一直没听闻捐薪助学这回事。蔡校长一生献身育才，儿女成群，经济应该不会好到那里，但却在育才最困难的时期，把全年的主任年薪悉数捐出，令人肃然起敬，姑不论当时的董事会怎会忍心接受蔡校长的这项血汗捐款，他的坚持不改制、他的高风亮节，他的牺牲程度，让所有育才人以他为荣，让他的後裔如蔡元评等感到自豪。

育才是一间不折不扣的华文独立中学，它的百年史不外是华校过去一百年来的心酸史和奋斗史，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百年坚持史：对母语教育的坚持，对不改制的坚持，甚至在被逼改制後，对迁校长征的坚持，作为育才人，特别是在旧制下坚持到毕业的育才人，相信都会为母校的坚持、对我们本身的坚持感到骄傲。虽然一些经不起利诱的中学，尤其是当年带头改制的槟城钟灵中学，因为得了 <先机> 和适应了大环境而曾为其毕业生带来短暂的风光，但当回顾历史、特别是重温华教史的时候，他们永远都不会有我们旧制育才人的那份永恒的自豪感！

<翻译原是不同文字之间的互相搬动>，这是我在 <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的 <自序 >中说的，所谓 <互相搬动> 当然取决于语文功力。当年，也许出自历史的安排，我没有等到育才改制就离开了，没有机会学到国民型的英文，也没有机会再进英校，因此，只能以旧制华校的英文，也就是蔡任平时代的华校英文来翻译这篇简史，译得不好，是意料中事，反正当年胆子大起来的时候，也曾以同样的蔡任平英文为美国政府英译了中国法律八年，还有联合国、英国和美国的文献和法律，并以同样的蔡任平英文独家翻译和出版了25本有人形容为国宝级的 <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因此，翻得好不好，不是我的重点，但肯定会忠于原文，更重要的还是要让更多受英文教育的人、或者当年急不可待要改制的人，了解我们华校百年来的处境，看看我们的先辈们和目前仍然永不言倦的热心华教的贤达们，如何前仆后继的在不断涌现的逆境中寻求应对和突破。如果译文还能令一些当年曾参与压制、或做过帮凶角色的人、或他们的後裔、有所领悟，甚至有所惭愧，有所内疚，也只能当作意外；作为译者，我只能说：对不起，这是历史！每个人都必须向它负责的历史！

                                                                                                                           31-3-2008

                                                                                                                           怡保美露谷

国会走廊限制采访的闹剧，匆匆开场，又匆匆收场，最後是居然没有人对这起国会小插曲负责。

我说是小插曲，甚至还不算是什么事件，根据媒体的报道，我甚至不认为它涉及新闻自由，充其量也只是采访自由的问题而已。媒体的朋友，似乎作了过度的反应，给人一种印象是，308之後，什么都可以反，不仅百花齐放，还百家争鸣。

我在报界浸过25年，从法庭到国内到国际新闻都采访过，新闻记者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事，司空见惯，我当年甚至还发各报通道筹组过「行动小组」反击，但我和我当时服务的报馆 (巅峰时代的南洋商报)，从不把这类事件看作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因为它在本质上只是对采访自由的限制。

首先，我认为有关当局的最大考量，应该是保安的问题。国会是首相部长及高官出入的地方，拥有这种官职的要人，肯定有他们的保安规格，他们保镖有责任确保老板的人身安全及工作不受干扰。试想，当首相或一名部长或要人出现在国会走廊，媒体人发现了「猎物」，突不约而同的拿着录音机冲上去进行近身采访，如果他们其中一人手上拿的不是录音机，而是利器如弹簧刀之类的，後果会如何？这是保安人员的最优先考量。

其次，首相或部长或其他要人在国会走廊出现，不代表他得空，他可能是上洗手间，但他的脑子正在推敲着一个应对策略，诸如如何回应议员的询问，虽然离开了座位或办公室，但却仍然处于工作状态，因为你的采访方便而妨碍或骚扰当事人，或打乱他/她的思路，我认为是对当事人不公平的。

过去有人称新闻记者 (当时并不流行「媒体人」这字眼)为无冕皇帝，这是人家买新闻记者怕的自我解嘲，当真正的皇帝 (打个比喻，如英女王) 出现的时候，这些无冕皇帝包括摄记，还得乖乖的站定 (不得乱走动) 在几十英尺外，这是采访的限制，也是保安安排，但肯定不是新闻自由的钳制。

当然，在新闻媒体高度竞争的时代，媒体人当然是分秒必争，国会走廊又充满他们的「猎物」，利用这个方便进行采访，原本就无可厚非，但不要以熟卖熟的滥用这种方便，更要照顾到起码的采访道德，这些都有助于维护本身的新闻专业尊严。

有趣的是，小插曲演完之後，居然没有人愿意负起责任。连国会的保安头也没出来交代几句。看来，308之後，连政府也难做了。尊敬的媒体朋友，你认为呢？

我在6月27日东方日报发表的「采访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文中指出，限制媒体在国会走廊的采访活动，基本上只涉及采访自由，而不是新闻自由。回头再看星洲日报6月25日的封面，该报竞像拾到宝那样，以斗大的反常黑字横题「悼新闻自由」来形容这场小插曲，其中还特别加大和突出「悼」字，「悼」是对死去的人或物的悼亡，星洲日报的反常标题，似乎指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已因此事件而死亡，必须要以特黑大标题来哀「悼」一番。

这是该报对「采访自由」和「新闻自由」也搞不清的一个经典实例，将限制国会走廊的采访自由刻意放大为耸人听闻的限制新闻自由。甚至用上整公斤重大的「悼」字，反映了该报的常识和编辑水平。

星洲日报既然关切和强调新闻自由至如此程度，一定不反对我在此再和该报探讨什么是新闻自由。

自从被形容为马来西亚报变的南洋商报被星洲日报集团鬼鬼祟祟的收购之後，很多当年反收购的文/闻人义士的文稿和新闻，都被有计划的长期封杀，例如颜清文的新闻不能见报，但对他不利的新闻，则会刻意突出，深恐受害人不死那样，像颜清文当年被判破产的新闻，该报即大字标题突出报道，到颜氏脱离破产时，则丢到报屁股，这就是星洲日报的新闻自由标准－登不登由我，你能奈我何？

要谈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必须包括人民的新闻自由，而人民的新闻自由，已从星洲日报转弯抹角收购南洋商报和间接控制由南洋商报所控制的中国报之後，完全被否定，因为当年反收购反垄断人士的文稿或新闻，从此被封杀，这是马来西亚人民真正失去新闻自由的开始。由于失去了新闻自由，颜清文只能出钱登广告，才能传达他原本就有权利以新闻方式传达的信息。颜清文的被虐待，只是人民新闻自由被活生生剥夺的一个例子，这就是星洲日报对「新闻自由」的双面标准和狡猾玩弄。

马来西亚人民需要的不只是媒体的新闻自由，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的新闻自由。而媒体一旦被垄断，人民就彻底丧失了新闻自由。

要恢复马来西亚人民的新闻自由，新加坡的做法或许还有借鉴之处，印象中该国多年前已立法，规定任何人或公司不得拥有一家报馆超过五巴仙的股权，报业全由专业人士管理，以确保作为公器的报纸不被私用，才能杜绝垄断报业者对正义人士进行长期的私刑。

随着308效应的持续发酵和人民的普遍觉醒，这个议题或许会有新的市场；国阵或民联如把这议题列入下届大选的竞选纲领，相信可以开发意想不到的华裔票源。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7月28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潘永强先生在7月29日的《东方日报》「名家」，发表了「翻译、权利、反歧视」大作，明显的是因为我最近被无名无姓者「轻薄」(潘先生语)一番而有感而发。

潘先生是年轻学者，他的文章，我拜读多了，就是从来没见过面，没想到会在《东方日报》的「名家」意外结缘，也算是我从1983年开始独自上路稿法律翻译以来，遇到的第一个以较长文字「肯定」我对法律翻译执著的人，虽然这些年来，也收过不少来自读者的鼓励性短评。

我早说过，在我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有十五年是在法庭度过的，法庭原就是人生的缩影，人们会以不同的角色无奈的出现在这舞台上– 起诉人，答辩人，被告，证人，不一而足。长期的法庭采访，得到的答案是：我国华人对法律的认知是贫乏的，究其原因，就是从来没有人从事过法律的华译，既然没有华文的法律读物，何来法律知识？多少年来，法律几乎成了律师和一小撮受英文教育者的专利品。于是，我的最後决定是：既然没有人来，就由我来吧。或许，这就是我当年「不当记者稿翻译」的真正原因。

我着手翻译的第一本法律书，其实并非「联邦宪法」，而是「刑事法典」，因为後者是采访法庭的实际参考书，但因为当时发生宪法危机，最後搞到必须修宪来约束统治者的权力，因而引起全民对宪法的好奇。在新闻前线的人是最敏感的，我及时来个急转弯，改译「联邦宪法」，希望通过当时人们最关心的宪法来带动他们对其他法律/令的兴趣；因此，「宪法」成了我的第一本译作，「刑事法典」是第二本，正如潘永强先生所说的，都是「凭个人力量孤独地努力」– 利用记者的业余时间，自己翻译，自己校对，自己出版，自己发行，自己收帐，最後是自己辞(采访主任)职和自己坚持，直到今天。

对我来说，法律翻译生涯原是梦，只是梦仍未醒。1983年，当我的「联邦宪法」脱稿时，竟找不到出版商，唯有自创「信雅达法律翻译出版社」孤独上路，当时的理想是：「以最实际的行动，提倡华文的实用价值」，目标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和普及华人社会对基本法律的认识」。二十五年来的苦辣酸甜，不提也罢，反正都是日後回忆录的一些小品。

这些年来，由于对法律翻译和出版的全面投入，鲜少涉及其他的文字活动，後期认识我的人，只知道我是搞翻译的，这与我当年离开报界时给自己许下的一个愿，不无关系。我当时告诉自己：「从此不再为报馆写稿」，因为报馆(最低限度是华文报) 是全世界对文字工作者的最大剥削者，很少人可以华文卖文为生，除非你能不靠文字生活，才有资格写稿。对，就是这句话吧，黄士春突然又出现了，朋友说我重出江湖，我说，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江湖，只是江湖把我忘了。毕竟，我在过去二十五年来所坚持的法律华译，是一项先驱工作，先驱注定是要寂寞的，只要来者继续跟不上，你还会继续寂寞。在寂寞中，在被人「轻薄」之後，引来了潘永强先生的回应，当然不会没有感慨。

人总会到达一个「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时候。当我在1983年开始将马来西亚的英文法律/令译成华文的时候，大概也是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将我国的英文法令全面译成国文的时候。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政府已基本完成了这项工程，至于华文方面，因为後无来者，就靠黄士春一把手，扣除向马来西亚请假八年为美国政府翻译中国法律的损失，只能勉强交出二十五本的成绩。书种太少，加上华社的冷漠，根本谈不上「提升和普及」，至于「以最实际的行动，提倡华文的实用价值」，我想我已凭主观的努力，用超过两百万个方块字来证明了这一点。我应该是无愧于心的。

话说回来，七百多种的法律译成了国文，这意味着什么？这不正意味着凡是懂得国文的人，即使是住在最「乌鲁」的马来朋友，都可以认识法律？因为法令都有了国文本。反观我华裔，以我那区区的二十五本华文译本，如何提升？如何普及？因此，在法律的认知上，华裔已输到完，更可怕的是，输法律，就输全局。六百多万华裔朋友，您听到了吗？

我多么希望潘永强先生的出现，会打破我先前的假设：法律华译，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尝试。精通双(三)语的律师朋友，成功的企业家，有没有意思打破我的这项假设而一起上路？有没有想过成立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出版基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动员和培训更多的法律翻译师团队，把马来西亚的七百多条法令选译和出版其中的最少一百条以上，让每一个华人都成为半个律师？

至于我，已是一个67岁的老头，即使不认老，在两、三年内，轮也该轮到我退休了吧。在退休前还有什么剩余价值？还能为华社做点什么？法律华译是否也能时髦的攀上什么「民族事业」？我从来都不曾想过，请向华社要答案吧。

但对整个华社来说，法律的提升，才是民族的提升。我想，这应该也是潘永强先生大作「翻译、权利、反歧视」的最大用心。

当每一个中国人和海外华人都在激情期望和目击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之後，有想过该怎样纪念这个中华民族最引以为荣的盛会吗？

这项中华民族的世纪大事，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已成功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在重建了民族自尊之後，正在昂首阔步的走向世界，除在神州大地上留下那雄伟的鸟巢外，黄炎子孙似乎有必要在这个盛会过後，为自己展开一项更具历史意义的活动 — 一项乘胜追击、足以象征恢复中华民族自尊的活动。

我的建议是：京奥之後，华人不再用洋名！

多少年来，多少海外华人，基于不同的理由，一直醉心于取个洋名，深恐没有一个洋名就会低人一等那样，并互相效尤，蔚然成风，近来的趋势更显示：越不懂洋文(经常都指英语)的人，越喜欢加个洋名，以在同族面前炫耀其洋味，遇到真正的洋人，则是口哑哑，说不上一句完整的洋话。

另一些取洋名者，除了时髦，还有更堂皇的理由，例如为了更方便洋人或朋辈称呼或记得自己的名字。如果您是以这个理由而为自己冠上取或继续使用洋名(因为宗教理由的教名除外)的话，我会告诉您，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有着严重民族自卑感的人，现在正是您恢复您应有的民族自尊的时候，因为，中国已经强大，海外华人当然也沾了光，华族完全有条件为自己身为华人而自豪甚至骄傲。您可以无需因为洋人更容易称呼或记得您的名字而以洋名去迁就洋人。世界已经变到洋人需要学华文、需要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现在应该是轮到洋人来迁就我们的时候，如果他觉得Wong See Choon很难记，那他必须下点功夫，多学点中(华)文，正如我曾努力学过他的语文那样。

为了恢复民族尊严，为了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呼吁全世界的华人，特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香港的华人，甚至是生活在讲英语国家的华人，都能在不影响本身合法权益的原则下，逐渐告别您的洋名，开始用回自己的中文姓名，信心满满的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堂堂华人。

为了更有效的推广这项运动，身为雇主的华人，在征聘员工时，不妨给予不用洋名的应征者最优先的录取机会；要选女婿的朋友，最好能最优先考虑没有洋名的，因为一个缺乏民族自尊的人，就是一个缺乏自信的人，就让一个没有自信、没有尊严人落选吧。

我不是反对华人取洋名，也不要用人权和自由来压我，我只是觉得，既然是中国人，既然是华人，连奥运都历尽千辛万苦的成功举办了，为什么还没那么没有自信？为什么不将麦克(Michael)，史迪芬 (Stephen)和玛丽 (Mary)保留给洋人，再还自己一个久等的民族自尊？

如果您认为我的这项呼吁有着纯真的民族性，如果您认同以这种方式来永恒纪念我们的京奥，请将这篇曾在京奥开幕日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刊出的短文转载、张贴或与亲友分享，并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让它迅速的形成一股新风气、一项新运动，一项新使命！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捍卫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筹委会」主席陈凯希及商联会，连日来在不同的场合都恫言，要起诉商联控股。陈凯希甚至在7月28日的记者会上扬言：「若商联控股强硬通过〖资本回退及资本削减〗的特别议案，为了捍卫小股东利益、商联会的权益及华社的尊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会采取法律行动。」

好一番充满(民族？)英雄气概的豪言!

由于陈凯希说商联控股是整个华族(何止华社那么简单！)的问题，请允许我再以一名华族的身份，和陈凯希研究研究：商联控股官司可以打吗？

我不是律师，但在法庭呆过15年，花在法庭的时间可能比很多执业律师都来得多，听过和报道过的案件，也不少过普通律师。我虽不是律师，但在法庭旁听的过程中，私下点醒过不少「当局者迷」的辩护律师如何发问，最终就在我点醒的关键点赢得官司。这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旁观者清。和我交往的朋友可能都听过我这么开玩笑的说：要打官司，第一个要问的，不是律师，而是有法律常识、但又不是律师的人(律师界的朋友请多包涵了)。这不因为什么，只因为律师几乎是无案不接的，反正输赢都照样收费，也就是说，对一名律师而言，任何官司都可以打，这也无可厚非，因为这就是他的专业。有良心的，或许会告诫你胜算有多少，让你再考虑，但任何律师到底不是法官，即使是法官，也还要面对上诉的风险，没有人会保证包赢的官司，作为一个要不要起诉的当事人，你就得自己保重，不要踏出错误的第一步。

马来西亚是法制国家，打官司原是平常事。陈凯希一把年纪，又是生意人，官司当然不会没有打过，告人的，被人告的，都不会没有吧。滋味如何，打者自知。连我这么一个当年的小记者，也打过好几场官司，最高层次至联邦法院。当我仍任职记者时，就曾告过我的经理诽谤，结果顺利获得赔偿，但不影响职位。另一次，由于受骗，当取得联邦法院的庭令後，还独自开车载了两名警察，封了骗子的矿场，三天後，被骗的钱，一分不少的送到我的律师处，那都是陈年往事。近年则告过《星洲日报》毁约，虽是和解，但还是获赔了，却从此遭到像颜清文那样的私刑。这些，原都是一些回忆录的纪念小品，但因为社会动荡，不少亿万富豪包括陈凯希都突然反常的同时出面要替小股东出头，要为小股东甚至整个华族出头打官司，不得不提前露了一些往事，会不会影响我的回忆录的新鲜感，都不是问题，反正，小人物麻，即使要学人家写回忆录，大不了还不是记录一些个人经历，又不是什么民族大业，还想靠出版回忆录卖钱吗？

陈凯希当然不同啦，开口闭口不是民族事业，就是民族尊严，他的回忆录肯定会热卖，特别是在提到任何为商联控股小股东出头这件大事上，更可大书特书。但这件大事在他日後的回忆录中该如何下笔呢，现在正是他的关键时刻。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就在这里给他和商联会提点不是律师的意见。

我不是律师的意见要点如下：

一．    一起官司能不能打，除了法律条件外，最不容忽视的是它的社会意义。有社会正义的官司，肯定可以打。这种官司，是双面刃，赢了官司还可兼赢舆论，是赢上赢；即使输了官司，也还会赢得舆论，还是赢家。相反的，一个没有社会正义的官司，即使赢了也是输，如果输了，更是输上输。陈凯希必须衡量他所发动的官司，先给自己的官司定位，如果是属于前者，我的劝告是，还有什么两句的，还有什么左警告右警告的，入禀吧，报案吧。但如果他的出发点是要通过把整个华社拉下水，模糊了华社的视线之後，作为达到他恢复商联控股董事职位的最原始、也是最终目的而偏又被人看穿的话，那就值得再三考虑了。因为虽然陈凯希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流高手，但华社也不傻；最傻的莫过于低估华社的智慧，以为自己多赚了几个铜版，就自认老子有钱，可以到处找官司打。

二．    打官司最怕人多，因为人一多，意见就多，像商联会成立的13人官司小组，13人，就有13个意见，而且每个都是精打细算的成功商人，到时谁听谁的？况且，每作一项决定，就要召集全马的组员开会。当事件还在沸沸扬扬的火红阶段，或许还可以。但日子一久(一起民事官司拖你十年八年是平常事)，或者组员在他的属会内落选了，顶上的人没有了那股热情，谁还会为什么民族官司去奔波？最苯的人相信也不会苯到这个地步吧？

三．    胜算有多少？即使赢了一场，对方肯定会上诉，再一次的，胜算又有多少？时间、精力、律师费都是最实际的问题。

四．    如果是商联会起诉商联控股，那是20多年前的往事，样样都已成为法律事实。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样判？即使一如商联会所起诉的，把商联控股的全部股份都判归商联会，那又如何？股份是值钱的，代价多少？总不会是免费的吧？如果法庭根据专业估计後订下一个代价，商联会还不是要筹一笔更大的资金去接收股权？

五．    官司一拖久了，最可能的收场就是庭外和解，与其预知这样的收场，何必当初？除非是有人刻意想当民族英雄，不惜先发制人，抢先在舆论上逞威，不理官司後果。

以上都不是律师专业意见，只是任何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可以提供的第一印象和直接看法，只因至今没有人提出，就由我黄士春提吧，反正黄士春是局外人，或许可以像当年以旁观者清的姿态、点醒了一些律师朋友赢得官司那样。除此，别无他意，反正是免费意见，至于商联控股的官司能不能打？可以不可以打？当然由当事人去决定，我只能以最浅白的英文提供最後意见：You can, but you may not。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8月5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陈凯希以商联控股小股东权益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在7月28日的记者会上，竟然说「目前所谈的不是华商、商联控股及商联蒂莎，而是整个华族的问题，希望所有华社和华团领袖都能积极参与，发表看法和见解，提出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感谢陈凯希把商联控股风波再提升为「华族的问题」，让我这个华族有资格和他「谈」问题了，因为我在7月9日在《东方日报》的「八方论见」中，因为没有身份，只能和他「聊」商联控股风波。

既然善变的陈凯希将商联控股风波提升为「华族的问题」，决心要把整个华社扯下水，如果华社还会因此受惠的话，黄士春是第一个受惠的人，因为他给了我发言权，正式的「谈」，而不必」「聊」了。那我就以华族的一份子，先问问陈凯希，您到底是在说什么？商联控股明明就是商联会与商联控股之间－或者严格的说，是商联控股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争执，关我们华社屁事？

华社早就完全明白，如果不是因为陈凯希落选商联控股董事，就不会有今日的所谓商联控股风波，整个华社也不会被陈凯希弄得如此团团转。关心商联控股风波的人都应该记得，陈凯希一开始的诉求，是要恢复他曾担任过17年的商联控股董事职位(很多陈凯希目前最热心追究的事，几乎都发生在他的任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开始有计划的稿小股东情绪，成立了什么「捍卫小股东权益筹委会」，再利用他在新闻媒体的方便，把所谓华团领袖一个个拉下水，还深怕来头不够大，最後还把整个华族抬出来，高明的把他原来的要求恢复董事职位的真正目的巧妙的掩盖起来，陈凯希真的到了这种呼风唤雨的地步吗？

陈凯希口口声声将商联控股说成是民族事业，却始终没有说明「民族事业」的定义是什么，是马来西亚民族？还是华族？由陈凯希创办和领导的海鸥企业有限公司是属于民族事业吗？如果是的话，应该每一名马来西亚人–或最低限度每一名马来西亚华人–都是当然的股东了，海鸥近来卖调整型内衣和壮阳的东家阿里发了大财，股票由一令吉多飚升到四令吉回落，陈凯希的身家当然也暴涨，海鸥有分红给全体马来西亚人或华人吗？

如果真的要谈「民族事业」，什么时候轮到海鸥？当年的马化控股所带动的华人控股公司，全面进军大企业，不是更轰轰烈烈吗？今天的马化控股落入什么族的手中？，真正发扬发扬光大「民族事业」了吗？所以，当颜清文说「民族事业是骗人的」，我认为这既是气话，更是实话。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再敢提民族事业，因为那是令人感慨万千，令人汗颜的事，只剩下一个陈凯希还在津津乐道，前阵子，还在一家报纸，图文并茂的大谈他的社会主义，他的民族英雄事迹。人可以落后，但总不会落后到这样的地步吧？作为一个生意人，陈凯希对于市场当然是最敏感的，一个几十年前有市场的「民族事业」和「社会主义」，在几十年後的今天，以为仍然还有市场那样，继续愚弄华人社会，我为陈凯希感到悲哀，更为华社/族感到悲哀。

陈凯希每次的记者会都有新的名堂和用意，其善变和手法堪称一流，一下子说，准备号召华社一人一令吉来支持商联会起诉商联控股，后来，大概发觉整个华社都在妈妈声，接下来的记者会就不提了。华社难道不会说，这是您们商联会与商联控股的自家事，为何要华社出钱打您们自家的官司？如果真的要打，海鸥就应该基于「民族事业」的大义，先出一千万令吉作为官司费，钟廷森的金狮集团，还有林国璋的义利集团，也可以跟进，各出一千万令吉，这才像打「民族事业」官司的模样，如果官司打不成或中途和解，再退回去，就有点小家子气，不如就捐给全国六十间华文独中，也不算是什么坏事。

作为华社的一份子，也作为马来西亚公司董事培训课程的讲师，我也不知多少次告诉过我的学员，在公司法令下，小股东是有保障的，最好用的一条，就是「第 181条，受压制情况的补救」，可惜，陈凯希无缘上我的课，但作为一名上市公司的董事，起码也该有一本「公司法令」呀，英文看不懂，也可翻翻我的华文译本，最後， 他肯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和劝告：商联控股风波必须、以及最终都必须依据「1965年公司法令」解决，无需惊动华社；华社和华团领袖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出席由陈凯希号召的什么交流会，就让商联控股的股东们关起门来解决他们本身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吵死、骂死、打死，都由它去吧，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能把华社拖下水，因为华社已经够忙、够累、够烦了！

至于陈凯希要真正实现他的民族事业的崇高理想，办法不是没有，最直接了当的，就是将他创办和领导的海鸥企业变成马来西亚第一家民族事业，立即修改公司章程，规定每一名马来西亚华裔公民，都是海鸥企业的当然免本股东，只要给予现有股东不少过三个星期的通知，召开一项特大，再获得75％股东的赞成，就可以实现陈凯希的梦想，而且，还可以立刻将自己提升为真正的民族英雄，一石二鸥(鸟)，还值得考虑吧？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人总得有个梦，陈凯希是完全有机会圆梦的。祝他好运。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8月4日以「商联控股风波关华社何事？」为题，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首先必须感谢「甲乙丙丁」的好奇，其次就是先来一个声明和一个要求：声明是：黄士春的原则是不和不露真名的人过招；要求是：请《东方日报》的「名家」专栏从今日起设下标准，不再采用不具真名者的稿件，因为「名家」已建立了它一定的知名度和权威度，最强的号召应该是撰稿人必须用真名，不要躲在面具後大发伟论。

依据我上述的个人原则，本来无需回应像「甲乙丙丁」这类日本「忍者」(ninja)，但他既然对「法律翻译师」有点好奇，那就满足他的好奇吧。

再看清楚，忍者的来头是「教育工作者」。那我就用「教员」和「教师」来引起他(她)的动机吧 (教学的第一步不是先要引起学生的「动机」吗？我这样开头应该合符教育原理了吧？)，虽然我也可以直呼他(她)是「教员」，因为英文都是指teacher。很少人会对「教师」和「教员」的称呼会像「甲乙丙丁」那样也感到好奇，充其量也不过是俗称与尊称之别而已。

「翻译员」和「翻译师」在英文都是translator，如果「甲乙丙丁」不高兴，就称黄士春为法律翻译员好了。反正，翻译界至目前为止，也还没有界定华(中)文的「翻译员」和「翻译师」的定义，如果「甲乙丙丁」的这篇好奇鸿文能引起「世界翻译联盟」的讨论和决定，那倒是翻译专业的一项意外收获。

我在报界25年，其中15年是在法庭度过，我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不同文字之间的互相搬动」，虽然这个定义没有注册专利，但我还是家帚自珍的，如果「甲乙丙丁」日後要引用我这个定义，请您要注明出处，已示基本礼仪。在马来西亚作为一名华文报的新闻记者，采访就自然的涉及翻译，也就是天天都在翻译，因此，马来西亚的华文报记者，都很有可能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翻译师(员)。在我的情况，我从1983年即开始从事马来西亚(也可能是全世界)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想象过的法律翻译(英译中)和出版，1985年索性辞去采访主任的工作，全职从事马来西亚英文法律的华译和出版，至目前为止，除「新加坡共和国刑事法典」外，已亲自翻译和出版了超过25种马来西亚法令全文 （见马来西亚唯一但不交书局出售的「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包括「甲乙丙丁」所提到的「公司法令」，「刑事法典」，「社团法令」和「婚姻及离婚法令」。1990年应美国政府在马来西亚进行的公开招聘，出国为美国政府机构翻译了八年的中国法律(中译英)。1998年回国，继续我的法律翻译和出版使命，其中，单单翻译「1965年公司法令」就花了足足两年的时间，而且是每天最少12个小时的那种工作量，全文前后读过九遍才下版。意外的是，当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官看到我的「公司法令」华文译本後，立即要求本人为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主办的「公司董事培训课程」的华语讲师 (根据「甲乙丙丁」的好奇，只配称「讲员」)。我当时告诉他：「我没资格，我只是一名老牌的独中生。」他立即指着我的25本译作，给我这样的鼓励：「这就是您的资格！」我就这样的成为马来西亚「公司董事培训课程」的第一个华语讲师，接着下来的讲师，不是律师，就是会计师。

我不是喜欢炫耀自己的人，不想再数下去，如果「甲乙丙丁」还想知道我的一些卑微的过去－包括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起草专员看到《亚洲周刊》对我的相关报道後的回应、2004年天津南开大学在专家楼招待後，再和该校翻译系教授及专家进行交流，以及党委书记的亲自接待等资料－请浏览我那不像样的网站www.sinyatat.com。

又如果「甲乙丙丁」还有兴趣再回来「八方论见」和我见面的话，最好先把您的「忍者」黑色面具扯下来，再报个真名。至于我和我的同行能不能继续再用「法律翻译师」，我还是想听听曾经翻译和出版过超过25种法律全文的前辈 (如有) 怎么说，但肯定不会听一个外行的；如果又来一个什么「东南西北」的「忍者」，我可没时间奉陪。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7月23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陈凯希先生，还记得黄士春吗？

不记得也无所谓，反正黄士春这种小人物，又不是生意人，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经和您有过生意上的接触和私下的交往。

如果还想不起黄士春是谁，那对已故黄文界先生肯定会有深刻印象吧？

正是2000年初，当黄文界在星洲日报连续发表三篇长文，把你强烈的暗喻为什么劳工党的莱特的时候起，我们曾过从甚密。我不是律师，但在法庭呆过15年，加上二十多年来对「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的翻译和出版，我当时曾给您提了意见，认为有很强的起诉理由。于是，您夫妇俩从老远的吉隆坡专程上怡保，要进一步的听取我的看法，除托我为您推荐律师外，还要我立即把黄文界的文章译成英文，并就黄文界的文章继续给您提供咨询，以作起诉准备。结果，我为您推荐了怡保的骆宝胜律师，还有新山的余振成律师，他们都分别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写了书面意见书，我也为您赶译了黄文界的文章。

较後，您开始对黄文界的文章没那么紧张了，可能是突然发觉黄文界的文章是出现在副刊，看到的多是文艺界的朋友，商场上读到的人不多，文章没有对您的事业带来太大的冲击，特别是中国货源方面的影响，渐渐地就对起诉一事冷了下来。事情既告一段落，就是开单结帐的时候，骆宝胜律师和余振成律师都开了他们的专业费，我也开了我的翻译和咨询费，结果是：收到费用的，只有余振成律师，我和骆宝胜律师的帐，则至今都收不到。

您现在应该记得起黄士春了吧？如果您还有意思知道骆宝胜律师的近况，我也不妨顺便告诉您，他正在长期卧病医院，如果您猛然记起您欠他的那笔帐，现在应该是及时补结的时候。

至于我的翻译和咨询费，反正都已欠了那么多年，早已当成烂帐，只是有点替您担心，特别是在您呼风唤雨、打着什么民族事业旗帜、口口声声要为商联控股小股东出头的时候，如果越来越多人知道您连律师费和翻译费都欠的时候，人家会怎样看您？打了斋不要和尚，本是平常事，但打了斋连打斋费都不给就溜掉的时候，可能就是茶余饭后的最好资料。

今(5)日阅报，又见您为商联会起诉商联控股事会见媒体，免费传播资讯 (不像颜清文那样要登广告才能上报)， 旁边还坐着我当年为您推荐而幸运收到您的律师费的余振成律师。我虽然一直从事文字工作，但对商联会和商联控股风波这类新闻，是不可能不关心的，特别是看到您愈战愈勇，从您最初要争取恢复您的商联控股董事职位开始，到号召什么小股东汇报会，再到商联会由调解的角色突转为起诉人，再到十三人起诉小组的成立，从新闻的发展看，都是朝您所要的方向发展，您的影响力是令人佩服的，这也是您当年在政坛上的磨炼给您带来的优势。 您看，今天见报的不是十三人小组的新闻，还是由您继续独自担当演出， 责任则由十三人小组承担，策略肯定是一流的。

反观颜清文，一介书生，又是律师，处处以法律为依归，既不会搞群众心理，又缺乏搞群众的实战经验，还要在马中之间忙事业，身边又不没有专业人士和枪手，更糟的是还开罪了垄断媒体，结果，还没登场，即在舆论上 (我没说法律上) 输得不清不楚。

 问题是，商联会与商联控股事件，现在都已经进入起诉阶段，怎么还需要您频频在报上高调发表伟论，凸显您的个人角色？依我看，您不如立即结清当年欠骆宝胜律师的那笔律师费和黄士春的那笔翻译和咨询费，因为黄士春现在有的是时间，而且越老越冲动 (只差没有开设诸如「老来冲动」之类的专栏而已)，手痒痒的，到处找题材，从「民盟」到「民联」的统一简称，到星洲日报非法扣押四川大地震义款二千三百万令吉(至该报日前发表为止)的事都要管，像当红的陈凯希高调介入商联控股风波这类新闻，当然会越来越有兴趣。由于没有身份，当然就没有资格和您「谈」，只能和您「聊」，如果您也有时间和兴致陪我聊聊，公开的、或像当年那样私下的，都无任欢迎。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7月9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

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副主席杨欣儒先生，回应了我在6月21日在《东方日报》发表的『「华语规范理事会」也该正名？－「308与608」回响 (二之二)』一文。这是我在6月20日见报的『祝贺「民联」终于统一华文简称 －「308与608」回响 (二之一)』的续篇。之一，是祝贺民联在我于6月10日发表「308与608」一文中建议统一其华文简称後，次日就统一了它的华文简称。没有回应，也没有反驳，就是静悄悄的做了。

(二之二)一文，只是顺便表达另一个信息，那就是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虽然在更早时，也曾建议民联统一它的华文简称，但华文新闻媒体就是不听它的，依然故我用「民盟」。当我的「308与698」发表後，该会副主席兼译名小组吴恒灿先生，及时「隆邦」我的建议，再发一次先前没有人听的文告；给人的印象是：如果全部华文新闻媒体从此都统一「民联」的简称，就能凸显该会的权威性，人家总不会说是黄士春建议的结果，要不然，该会以後怎样站？站那里？

意想不到的是，(二之二)迎来了该会副主席杨欣儒先生的『「华语规范理事会」何需改名？』的反驳。杨先生是教书的。他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刻意的把我原来的『「华语规范理事会」也该正名？－「308与608」回响 (二之二)』中的问号 (?) 略去，扭曲了我的原文题目之後，就立即摆起逢人就教的老师口吻和架势，然后又摆出专家的模样，像对小学生那样问你知道什么是「文」，什么是「语」吗？然后再摆回老师的脸孔教人「有空时到书局走走」以显示他经常跑书局，不是学者，也肯定是博学。

杨先生还开导我说，「中国出版的语法书籍超过上万种」(顺便请问杨先生：你用「超过」又加个「上」字，你是经常这样教学生的吗？这是属于什么语法？)。上万种这类书籍，不就证明了「语」和「文」的争论就上万种了吗？那么，在超过万种语/文书中，你看了多少千本？如果没有，最好不要动辄抬出什么专家来混淆一个只凭普通常识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虽然出过25本法律书，但去书局的次数肯定会比杨先生少，因为我相信最好的书未必要在书局卖，我的那套法律丛书就是一个例子，而且每次去书局都找不到杨先生的著作，难道又像我那样不交书局出售？或是根本没有著作，只以上书局的次数来唬吓和教训他的学生那样逢人就教？我不想知道。

我只看到电脑上的字数已是977，而我的这个栏目字数不得超过一千字，还没入正题就必须收笔。看来，《东方日报》已无用「文」之地，至于「华语规范理事会」要不要改名，我的答案是：「改不改由你」。

((本文经编辑後，于2008年7月2日刊登在马来西亚《东方日报》「名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