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September, 2012

我当年怎样骂香港人?

Tuesday, September 25th, 2012

                                                             我当年怎样骂香港人?

—回应读者好奇

黄士春

     我日前在《光华日报》和《当今大马》及我的面子书发表了一篇题为“还在乎那句粗话?– 从丘光耀和叶新田说起”的文稿中,曾有这样的一段:

“在我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也曾在1999年在致给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中,就以“‘托漆’都不会转脖”来形容香港人,该文当时在香港文汇报等刊出后,再由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1999年6月2日)转载;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后来还有人把这封公开信大量复印后,在怡保一带的茶室分发,原来粗话在适当的场合用上是可以那么受欢迎的。”

一些读者对这段文字,表示好奇,很想知道我当时是怎样骂香港人的。那已是十三年前的旧文,既然还有人有兴趣,来一次旧文重登又何妨?虽然内容已有点明日黄花,但一些基本概念和事实,可能对香港人还是有点警惕作用的。

以下就是当年曾在香港文汇报及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登过的“致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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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人纪念“六四”游行说起

致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

为何枪头对内?

(马来西亚:黄士春)

     据媒体报道,香港有数千人于5月31日举行游行,纪念所谓“六四”十周年。正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蓄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华侨愤怒之际,香港特区的数千人不是到美国和英国领事馆去表达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特区人民的不满,而是向香港特区政府抗议十年前的所谓“六四”,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还把枪头对内。

我一向就鄙视一些“死剩把口,‘托漆’都不会转脖”的香港人,满以为回归中国之后,他们在享受了中国特级公民地位之余,心态会有所改变,知恩图报,一切会以中国人身份自居,以中国人立场看问题,但却仍然有人依然故我,怎不令在1997年7月1日守在电视机前激动地观看香港回归中国情景的12亿中国人民和千千万万海外华人华侨感到失望和悲哀?

“六四”已是十年前的往事,早已成为历史,谁对谁错,已越来越有公论和公断。随着时光的流失,经过事后更冷静和更客观的思考,人们总觉得双方都有错,但也都没错,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认同:如果当时的中国政府不采取毅然行动,任由事态发展,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分裂成八块 (比夸世纪民族罪人李登辉最近主张的七块更多),而美国飞机这次炸的可能已不是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而是北京的中南海!

南斯拉夫事件终于炸醒了中国大学生对美国的梦幻,火力却不足以炸醒“死剩把口,‘托漆’都不会转脖”的部分香港人,这些人居然还在中国面对极有可能由美国发动的新侵略战争快要到来的时候,仍然对过去已整整十年的所谓“六四”发动游行,再次为侵略者提供口实,授人把柄,为虎作伥,怎不令十二亿中国人和千千万万海外华侨感到痛心疾首?

香港人动辄说“民运人士”,这名词在十年前或许还有点意思,但十年后的今天,当你看到逃亡或以不同方式与借口溜到外国的所谓“民运人士”和所谓“民运领袖”的嘴脸,再看他们在国外的言行时,你会有何感想?

他们除了靠外国人施舍进行反中国的活动外,他(她)自尊是什么?是民族英雄?民族败类?社会渣滓?历史将会公平对待他们。他们在美国飞机蓄意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侵略罪行上说了些什么话?如果不说话,是不是赞成美国的侵略行动?他们既然讲民运,讲民权,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讲些适合他们身份的话?

新加坡著名政治扣留者谢太宝和南非的曼德拉总统情愿坐几十年的牢,也不考虑(更何况千方百计)逃到外国诋毁自己的祖国,英雄与罪人的根本分别,可能也在此。

可是,我们的部分香港同胞,在享受了特区的特权之后,不但没有改变观念,没有培养国家部分意识,没有赏识(更不必说感激)十二亿内地人民对他们的关照与厚望,反而处处为自己的自私利益而做出有组织的反国家反民族活动。

在很多事件上,这些香港人都表现了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绝大多数比他们穷苦一百倍的十二亿中国人民的痛苦上,他们居然还在整天忙着看楼或股票行情的百忙中,组织数千人大游行纪念所谓“六四”,这些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香港人,即使不知道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人华侨,因为中国的国力不强而到处受到排挤、压迫、欺凌和抬不起头,也应该知道最近印尼华人的惨状。

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自由,可知道你们已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你们也是享有最多特权而尽最少义务的超级公民,难道你们要的是在美国一天要做两份甚至三份工作才能维持一家生计的那种自由?

你们已处处享受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一切,你们要自由来干什么?

香港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人才很多,但人渣也不少,更有人渣中的人渣,这些人应该立即接受血液检验,看看他(她)们血管里流的是否还是中国人的血,再鉴定他(她)们是否还配做中国人。

我必须在此声明,我没有必要对“死剩把口”的部分香港人客气,我特地用了“托漆”来骂这些人渣,他们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也该知道我在写这封信时,有多愤怒。

还在乎那句粗话?

Tuesday, September 18th, 2012

—由丘光耀和叶新田说起

(黄士春)

 

最近政教界先后出现了名人爆粗话,而且都出自博士的口。

行动党文宣红人丘光耀博士的口头禅“扑街咸家铲”(PKHKC) 和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的一句客话“大龄憨”(TLG),同样引起话题,有人乘机非议,但更多现场听众和沉默大众叫好。

我想探讨的是,博士级人物,怎么都先后突然爆起粗话来。

先说丘光耀。丘光耀并非行动党党要,甚至连早期的文宣主任职,也因为“仆街咸家铲”引起一些非议而自动辞掉,相信是与减少党的压力和不便有关;但他仍然是行动党的一名文宣主将,压轴讲手。作为讲手,他的任务和首要目标,就是要有人听他的。大家都有一张嘴,为什么人家要听你的?除非你有值得听的地方。丘光耀明显的把握了这个群众心理,他必须以与众不同的口舌去完成他的文宣任务,挑醒更多的人,协助行动党和民联拿下布城。

再说叶新田。其实,他才是天下第一“大龄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工作,那么多的商机,那么多的康头,他不去捞,却憨到要做董总主席,丢下正业,放下生计,在华教被长期打压的大逆境中,全职但却无偿的继承着一项艰巨的民族使命—确保华教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发扬光大。从世俗的眼光看,这不是不折不扣的“大龄憨”是什么?

令人省思的是,年轻的丘光耀和已七十开外的叶新田最后都选择以粗话来寻求自我突破,如果有所不同,前者是出自怒火的喷发,后者则显现了高度的无奈。

所谓粗话(甚至脏话)是什么?那还不是人类生活语言的一部分?它早就存在任何族群中,甚至已成为人们日常的口头禅和变相的问候语。在粤客族群中,男生之间甚至互相以粗话/脏话来“互相问候”,还习惯的在形容词前加个“沟”字,以表示亲切、熟络和强调,这都不代表什么,只是生活语言的一部分。问题是什么时候该讲,什么场合不该讲而已。

语言原是表达人的思维和传达讯息的工具,为了有效的表达和传达,同样一句话,该怎讲,才能达到语言的目的,取得发言的最佳效果,那不仅是一种技巧,一种学问,甚至还是一种艺术。

在丘光耀的情况,作为一个热血沸腾的年轻政党文宣人员,在几乎全国人民都在谈论甚至准备改朝换代的时候,他虽是一名历史博士,但却没有任何党职。作为一个讲手,他必须为自己制造一些受人欢迎的演讲条件,当人们对文绉绉的政治演说已感到平淡甚至麻木的时候,他必须奇兵突出,建立他独特的演讲风格和形象,以迎合听众的口味,确保先有听众,再求发挥。当整个国家都在谈改变,都在谈改朝换代的时候,你能代表他们痛骂当权者,你就有听众,有了听众就有所发挥,虽属险招,但肯定管用。

对曾在香港深造和生活过一个长时期的丘光耀来说,套用香港人骂人惯用的那句“扑街”(死在街头) 和“咸家铲”(全家死光) 去骂当政者及其帮凶,肯定会有市场 (听众),也绝对会大快人心—除了被骂者外。总之,只要你有技巧,有本事制造条件让人听你的,你就是一个成功的政治讲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有的俗话/粗话/脏话只不过是法律范围内的一种手段而已。

至于董总主席叶新田的情况,他是在森州一个晚宴上分析目前仍在华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关丹独中课题时,在引述了有关批文内容后,套用了一句客家粗话“那么华社岂不是成了‘大龄憨’?”来作反问式的结论。

根据媒体报道和陈思源律师的整理,叶新田在这之前,是这样说的:

(1)   “独中是以统考及华文为主,要不要参与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是独中董事部决定,若是以国文为主,这还是一所独中吗?”

 

(2)   “批文已注明关丹独中要使用国中课程纲要,还须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它不是一所独中,而是‘私立国中’。”

 

(3)   “…  孩子到国中读书是免费的,但批文规定“关丹独中”每年初中的学费是三千六百令吉,而高中需三千九百令吉,这还不包括电脑费及体育费等其他费用。”

 

(4)   “…  为什么是私立国中?因为国中是免费的,现在如果要出钱建校,那么华社岂不是成了‘大龄憨’? …

在这样的时机和场合用上这句客家俗/粗话,那是令人叫绝的(从当时听众的热烈掌声回应看来),也唯有这句传神的客家俗语才能收到明显的刻骨铭心效应,才能让人在呵呵大笑中如大梦初醒,达到了演讲的最高境界和收效。俗不俗,粗不粗,甚至脏不脏都已经不是问题了。

即使丘光耀和叶新田的这两句都是粗话吧,那又如何?如果作为政治人物的丘光耀已对一个五十年不变的政权绝望到非用粗/脏话来表达他的愤怒不可的话,他为什么不能以香港人最惯用的那句咒语?而如果作为长期在逆境中维护华教的董总领导人叶新田,在点出了所谓“关丹独中”批文的关键条件后、在对整个华教前途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失望后,无奈的抛出这句客家俗/粗话作出这样的发问式总结,又有何不可?

在中国抗日史上,广东就曾出过一个每逢带领部下冲锋杀敌以前必高喊粗话的名将,并一直传为美谈。

在我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也曾在1999年在致给香港人渣的一封公开信中,就曾以“‘托漆’都不会转脖”来形容香港人,该文当时在香港文汇报等刊出后,再由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199962)转载;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后来还有人把这封公开信大量复印后,在怡保一带的茶室分发,原来粗话在适当的场合用上是可以那么受欢迎的。

对忧国忧民的丘光耀和叶新田而言,当他们感叹整个国家都快要完蛋、当整个华教都快要连根拔起的时候,救国救亡已是那么火急,还会在乎那一两句粗话吗?

只有错判,没有错控

Tuesday, September 11th, 2012

—评陈群川旧案

(法律翻译及出版人黄士春)

 

源自英国的刑事案审讯,有它的一点程序。

 简单的说,就是控方先提呈控状,如果被告认罪,法官就可以下判。如果不认罪,控方就必须传召所有证人,先由主控官问证人,然后接受被告律师的盘问,由法官记录。到所有控方证人都供证和受盘问后,就是控方案件的结束,先由主控官陈词,强调控方已证明了控状,被告必须答辩(也就是表面罪状成立)。接着就由被告律师陈词,强调控方并未证明控状,也就是被告表面罪状不成立,要求法庭判被告无须答辩而无罪释放,最后才由承审法官判决被告是否表面罪状成立,如果表明罪状成立,被告就必须答辩。如果法官认为表面罪状不成立,法官可以在这个阶段就判被告无罪释放(acquitted and discharged)(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判释放但不等于无罪” (discharge not amounting to acquittal))

 当法官谕令被告必须答辩时,被告还有三项选择:() 保持缄默,完全不答辩,只等待法官下判;()留在被告栏在不宣誓下答辩,控方无权盘问;()上证人栏宣誓答辩,由被告律师主问,惟供词必须受控方盘问;供证完毕,还可以传召辩方证人供证,这就是辩方的案件。当辩方的案件完毕后,再由被告律师首先陈词,力辩辩方已对控状提出了合理的疑点,被告应被判无罪释放。接着才由主控官陈词,强调控方已证明了控状,要求法庭判罪。最后才由法官下判。

了解了审讯程序,我看不出陈群川案件的审结,怎么会和主控官的错误提控扯上关系。如果真的有错误提控,当时辩方完全有充分的机会在庭上揭发,或在上诉时将这点列为上诉理由之一,因为最终的判决还是法官。再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在刑事审讯中,主控官能够让法庭判被告有罪,就是他的最高专业境界,而辩护律师能够使他的当事人无罪释放,也是他的最高专业表现。在陈群川案件中,主控官当时只在做他的份内工作,法官才是最后的关键人物,如果有错,只有错判,没有错控。主控官既然没错,又何须道歉?(11.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