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October, 2012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有关超速驾驶条文

Monday, October 29th, 2012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有关超速驾驶条文

(黄士春)

由于自动执法系统(AES)的实施,引起民间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中有关超速驾驶条文的关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法律翻译和出版的本人,特将有关条文翻译成华文供各界参考,同时也顺便和大家分享过去采访法庭新闻十多年累积的一些经验和个人看法。

以下是有关该法令条文的华文翻译 (保留华文翻译版权)及英文原文: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

第40条 超越速度限制

(1) 如果任何人以超过本法令赋予权力规定其所驾驶机动车辆的速度而驾驶一辆机动车辆,为一项犯罪;定罪时,必须判处不超过一千令吉的罚款。

(2) 除非基于任何法庭认为适当的特别理由而另作训令,法庭必须命令将已在本条下定罪的详情,记录在该被判罪者所持有的任何驾驶执照内。

(3) 对初犯或第二次触犯本条下任何一项犯罪者,不得使犯者丧失持有或申请驾驶执照超过— 在初犯的情况— 一个月,或者—在第二次触犯的情况— 不超过六个月。

ROAD TRANSPORT ACT 1987

Exceeding speed limit

40. (1) If any person drives a motor vehicle at a speed exceeding
any speed limit imposed for such motor vehicle under the powers
conferred by this Act he shall be guilty of an offence and shall
on conviction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one thousand
ringgit.

(2) The court shall, unless for any special reasons it thinks fit
to order otherwise, order particulars of any finding of guilt under
this section to be endorsed on any driving licence held by the
person convicted.

(3) A first or second conviction for an offence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not render the offender liable to be disqualified from holding
or obtaining a driving licence for a longer period than in the first
conviction, one month or, in the case of a second conviction, six
months.

在马来西亚,像这类轻微的交通案件,一般上都是庭外罚款(compound)了事,也就是缴交执法官员(包括警方)所发出的罚单款额。犯者只要在罚单上志明的期限内缴交罚单上志明的款项(三百令吉)后了结。
这是双赢政策,对犯者而言,如果不接受庭外罚款,下一步的法律程序就是准备接收有关当局发出的出庭传票(summon),面对《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0条下的控状。对执法单位而言,则通过庭外罚款的较低罚款鼓励犯者庭外罚款了事,既节省了很多资源,也使司法更畅顺的运作。

有些人可能会对庭外罚款和法庭罚款的数目有进一步的比较兴趣;由于庭外罚款只是三百令吉,而法庭的罚款则是“不超过一千令吉”,但关键词也在这“不超过”三个字。我听过不少交通案件,在经常的情况下,法官大概都不会判罚最高罚款,特别是初犯者,其罚款数目经常都和庭外罚款相差不远,有些甚至还可能比庭外罚款更低。因为法官在下判前,经常都会给被告一个求情的机会,如果被告的求情能博得法官的同情,还可能有机会获得比庭外罚款更低的罚款。

一些没有法庭经验的人可能会有兴趣知道普通审案的基本程序。一般上,这类轻微的交通案件是属于推事庭案件,像其他被提控的案件那样,当法庭官员或通译员宣读控状后,被告有两项选择:一是选择认罪,等待下判;法官经常都会在主控官略述案情后,在下判前问被告有什么请求,这就是被告要求轻判的时候,然后下判。如果是判罚款(本法令第40条没有提及监禁),则缴交罚款后即了结,如果交不起罚款,则以法官决定的以监期代替。

二是要求审讯,也就是不认罪。如果案件是初次提堂的话,控方经常都来不及准备证人,法庭必须另择日期审讯。在这种情况下,将涉及被告保释的问题,因此,一般人最怕上法庭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幸亏如此,否则,当每个人都选择上法庭的话,所涉及的时间、人力及资源都是难以想象的。

这就是有关交通案件的最基本司法程序。由于自动执法系统 (AES) 的证据来源是电眼和解读电眼的执法人员或专家,如果被告选择挑战相关控状的话,他/她当然会挑战电眼的可靠性和权威性,甚至可以传召它的制造商和专家,因为马来西亚还是首次采用这个系统,被告的挑战,有助于建立司法判例,这就是民主法治的好处;但它在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时间和其他资源,包括败诉方的上诉等,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必须声明,我不是律师,我完全没有资格提供任何法律意见,以上所述,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个法庭记者的个人经验和看法而已。(29.10.2012)

大教训,小收获——记升旗山意外一周年

Friday, October 19th, 2012

大教训,小收获—记升旗山意外一周年

黄士春

2011年的1019日,照常和老婆爬万里望升旗山,所不同的是,当天的一个小意外,几乎让我在轮椅上度过有生之年。

万里望升旗山是附近居民的健康来源,有人甚至称它为华佗山,我的健康向来不是问题,可能也拜过去十多年来与它结缘之赐,我必须感谢老友刘德琦当年的好介绍。

近年来的升旗山,增添了一些由热心爬山友自发自费进行的美化景点,怡保市政廳也跟进在半山增添了一些运动设施,其中一个设在路旁的猴架 (monkey bar) 就是我经常下山时顺便光顾的。我当然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像猴子般单手过档,只是窜上去,双手抓紧其中一铁条,双脚离地约半尺,悬空几分钟,拉拉那排老骨头,然後来个双脚软着陆,倒是蛮舒服,也是很安全的。

出事的那个早上,也不懂是心血来潮,还是童心未泯,竟然忘了自己已是71岁,真的学起猴子单手过档来了。一出左手,整个人就因为单手不能支撑整个体重而双脚硬着陆,当时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只是在落地时,腰部有点抽拉一下的感觉,属于没有心理准备的硬着陆,当时也不当一回事,照样下山。

第二天中午,在市区和岑启铭韩应伦等友好吃完中饭,突然觉得双脚有点麻痹,往返洗手间,居然一路要扶着桌椅,撞撞跌跌的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最后竟连站立都成问题了。我身子向来硬朗,从没大病,也从没进过医院,这次真的有点不对劲。

第一时间要办的事,就是立即去看医生。在岑启铭的扶持下,先看附近一医生,他立刻建议先照X光,接着又驱车前往附近照了X光,再回到医生处。医生认为是神经线受伤的问题,立即写了推荐信给一家私人医院的神经科专家,随即驱车前往该院急救部门,在精神科专家的的安排下,进行了MRI扫描,接着办理住院手续——算是生平第一次入院。

这时最令我担心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突然双脚瘫痪,难道这和昨天山上的硬着陆有关?无论如何,我把昨日在山上运动时的硬着陆的意外告诉了这位女神经科专家,经她进一步的仪器测验后,认为瘫痪应该是与昨日的硬着陆有关,脊椎骨受震荡后,影响了下半身神经系统的正常操作。

我在想,虽是下半身神经系统大罢工,但我的情况很可能也与骨科有关,照理她应该先与该院的骨科专家沟通后再决定如何为我进行最恰当的及时治疗。她显然没有这样做,就决定次日先为我进行物理治疗,我认为她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万一把我医坏了,这是很好的起诉理由。不知是她走运还是我福星高照,物理治疗的进度很好,问题也就不产生。

当晚躺在医院病床上,双脚失去知觉,不能站立,最糟的还是大小便也成问题。当晚,脑子一片空白,不敢作太多的想像,在一片空白中,隐约的浮现着我的有生之年可能会在轮椅上度过的幻影。神经科专家决定先为我进行物理治疗的决定,显然是正确的。

第二天一早,护士不是用轮椅,而是将整张病床把我推进物理治疗室。就这样的,连续进行了两个星期的物理治疗,上下午各一次,每做一次,都觉得有明显的进步,直到两个星期后勉强出院。

在进行物理治疗期间,由于双脚瘫痪,整个过程就像初生婴孩那样,一切从头来过,原来人生的一些环节是可以重新来过的:重新学站、学起身、学坐下、学开步、学收步、学步行、学转身。。。都在物理治疗师的扶助下进行,较后则以脚车器和步行机等练脚力,最后才学上下楼梯。。。

就这样的,每天进出病房和物理治疗室之间前后两个星期后,双脚恢复了一些力度,但仍然麻痹,由坐轮椅进出到使用拐杖,都证明了情况在显着的进步。两个星期后,专家说可以出院了,但每天还要回医院继续物理治疗。

结单来了,共八千多令吉,还在我的能力范围,听说其他出院的病人,帐单动不动就以万计的。最庆幸的还是,我的医药卡是在出事前一天才更新的,真够惊险。我和老婆的医药卡,连续更新了十多年,却从未索偿过,保费又那么昂贵,自己又那么健康,不如放弃算了;最后还是给孩子们提醒了,说我这个年纪才是最需要医药保险的时候。事发前一天的更新,让我在医院住得安心些。

有朋友问我,怎么住院两个星期,才八千多?我说,我也不知道,但住院期间,我每天那都会向医院账务部询问我的帐跑到什么数目了,他们应该知道这个病人不能乱砍的。另一点可能有帮助的是,有一次和主治医生闲谈时,我曾开玩笑的说。我是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卫生部长的秘书的,难道这些都有助于我的帐单?

就这样的,带着两支拐杖出院了,一支是笔直的,另一支则是有四只脚的,用起来更有信心。由于双脚仍然麻痹,脚步欠稳,出院后的一个时期,一直都带着拐杖出门,有时即使不用,手上也拿着拐杖,目的是避免被人撞倒。

住院期间,真难为了老婆。夫妇俩,本来就是越老越忙的,现在要她每天开车来看我,自己的事还要照忙。老婆平时都靠我开车,造成她的开车技术和认路水准都偏低,现在要独当一面,压力可大了。第一天入院时,甚至摸不到回家的路口,还要好友岑启铭带一段路。出院回家那天,还是由她开车,大家虽有压力,总算平安抵家,隔别了两个星期,愈觉家的温暖。

出院并不等于痊愈,双脚仍然麻痹无力,必须每天在家自行练习步行和上下楼梯,此外,每天仍要回去医院继续物理治疗,持续了好几个月。

我这次出事,尽量不麻烦家人和朋友,外国的孩子,全部没有通知,连在吉隆坡上班的女儿也是在五天后打电话回家时才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这种事,告诉不在身边的孩子也没用,反正也帮不到什么,告诉了反而让他们操心。朋友方面,还是有些要好的朋友和战友听到消息后都陆续前来探望的,或送花/果篮慰问,友情可贵,衷心感激,特别是来自东马的面书朋友许长法从诗巫专程前来怡保看我,真不敢当。

疗伤的日子就这样的一天天过去,脚力继续有进步,一个月后,我居然可以自己开车了,虽然下车时还要带(而未必用) 拐杖,遇上湿滑的地方,尤其加倍小心,以免滑跌。

眨眼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年来,虽然因脚伤而很少出门,但仍然出席了加影董总的325师资短缺抗议大会,董总关丹的520要求复办关丹中华独中大集会,以及轰轰烈烈的净选盟428大游行,这些事,不参与是会遗憾的。

这样的一个年头,是我这生中很特别的一年。从入院时头脑的一片空白和准备一辈子在轮椅上度过的最坏打算中回顾,我算是很幸运的,老天爷对我不薄,家人朋友的恩情,都必须及时记下。这场经历,也让我深深的体会,人最终是无法和岁月搞对抗的,年事一到,轻轻的一个硬着陆,也要赔上如此高昂的代价;唯一的收获,可能就是真正的领悟了所谓失去健康才知道健康的宝贵,自己的命还是要自己保。

从双脚瘫痪,到一年后的90巴仙复原,我早就当100巴仙全收了。如果非要为这一年前的山上意外来个总结不可的话,那应该就是:大教训,小收获;一年后又是一条好汉!(19.10.2012)   

华教救亡与自救——兼谈“关丹独中(?)”事件

Friday, October 19th, 2012

(一篇无法见报的警世华教文献) 

                                                               华教救亡与自救

                                                        —兼谈“关丹独中(?)”事件                                    

                                                                     黄士春 

     华教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没完没了。

     2012年尤其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可能与今年是选举年有关吧,很多重大的关键问题,都在2012年浮现,从董总号召的华小师资短缺325抗议大会,到恢复关丹中华独中引发的独中本质的争议,再到刚公布的“2013-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都是华社华教的空前大事,也是空前的危机,华教正面临从来没用过的严峻考验。     先说董总号召的华小师资严重缺乏325抗议大会,各方反应的热烈,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华社的忧虑与愤怒,会场首次出现了“华教救亡“的横幅,点醒了更多关心华教前途的人,意味着华教危机已严重到需要由“抗议”进入“救亡”的阶段。

     325抗议大会的结果,催生了教育部主办的所谓圆桌会议,以探讨解决华小师资严重短缺的问题,受邀出席的除董总外,还包括了华总,教总,校长职工会和教师团体;结果,一两个回合之后,董总发觉原来这个所谓圆桌会议只能在一些技术层面兜来兜去,于是决定退出。

     我当时就曾写过一篇题为“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是明智之举”的短评(见光华日报,“当今大马”及“赤道论坛”),文中也表达了下列的看法:

     “明显的,教育部选择以圆桌会议的模式进行,应该是有其技术上的研究和考量的,例如可以很自然的制造“在技术层面兜来兜去”的条件,董总事先没有警惕,就贸贸然的出席,将自己的崇高身份贬到和校长教师的地位,这是定位的技术错误。希望董总在退出圆桌会议之后有所领悟,即使教育部日后再邀出席相关会议,必须先考虑身份的对等问题,坚持对口的教育部董总直接谈商/判。这是董总大后方的强烈要求,相信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接下来的就是董总在5月20日在关丹召集的要求复办关丹中华独中的另一次大集会。    

     经过了几个月的折腾,教育部终于公布了有关批文,结果引起更多的争议。因为从批文所列条件看来,筹办中的关丹中华中学,看不出它是一所符合董总定义的独中。    

     批文公布后,在华社一片哗然和争议声中,却有人迫不及待的说“见好就收”,准备照单全收,说什么可以一边要求教育部“厘清”一些条文,一边立即进行筹款和建校工作,还准备在明年中招生,2014年开课。

     这是很反常的做法,它给华社带来更大的忧虑,因为有人要尽快的将最争论性的关键条件先成为事实,令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包括“打死狗讲价”的联想。而作为华教总代表机构的的董总,不但在整个关丹中华中学事件中被有计划的边缘化,甚至还因为坚持独中底线和原则而备受莫名其妙的指责。

     在这个环节上,名律师陈思源于10 9 在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发表的“纳吉三呼无济于事”一文,最有针对性。 

    由于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章,但除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和光华日报外,却意外的未获得其他主要华文平面媒体刊登。我这篇文稿主要的是回应陈思源的文章而写的,为了方便其他读者,请允许我引述陈思源文章如下:

陈思源律师文章

执业律师陈思源提醒纳吉首相和政府,由于我国是个遵循法治的民主国家,一切官方、私人、及官与民之间的活动与契约,都以法律为依归。因此,教育部必须发出厘清关丹独中(简称"关中")是以华文为媒介语的新批文,才能令华社真正安心。 陈氏也奉劝华总会长方天兴别继续高喊“纳吉三呼可以考统考”的言论,以避免误导华社。 陈氏是针对方天兴所发表“纳吉在宴会上三次声称你们可以考统考已解除华社对关中的疑惑”的谈话作出如是反应。

陈思源指出,(非由关中工委会发出)曝光的批文笫3.7.1条文清楚注明关中的教学媒介语乃国语。单单这项条文已经明确注明关中绝对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间独中。

“第8条文也很明确地重申,关中课程乃依据国家考试课程为主(KBSM/KSSM)。它只是另加述说教育部知道(mengambil maklum)关中将进行国家课程以外的课程”。

陈氏强调,批文内容最关键及最迫切需要修改的是第3.7.1条文。令人惊疑的是工委会竟然沒有要求把它修改为"关中的教学媒介语乃华文"。

如此一来,就算教育部发出对第8条文予以另外注释的新批文,因为没有要求修改而保留原文的笫3.7.1条文的“关中教学媒介语乃国语”将永远牢牢地套在关中头上。因此关中不可能成为合法及名正言顺的独中。

陈思源责问关中工委会,以囯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关中如何能夠成为独中?为什么不提出要求把3.7.1条文改正为"华文为关中教学媒介语"?

陈氏也提醒方天兴,之前方氏说他看过了批文,拍胸膛说沒问题。甚至呌质疑者别隔空喊话、见好就收、质疑批文等于不尊重董事部云云。后来证实批文真的有问题而去函教育部要求修改。方天兴对他的"看过了,没问题"而误导了华社的言论没有大方地向华社道歉或表示遗憾。

“如今方天兴再次拍胸膛公告天下说,首相贵为一国之首,一切以他的谈话为准"。方氏是不是认为我国已经步入‘一切以首相的话为准’的新式治国制度?” “若干年后,有一天教育部官员追究关中违反批文条文,工委会是否可以出示已经旧到发黄的报纸,指著纳吉的‘三呼’新闻,告诉官员一切以‘前’首相的谈话为准?”

陈思源说,方天兴处理关中问题批文的幼稚态度,很可能会害惨关中。他因此劝告方天兴务必踏踏实实地面对批文的问题。尽快再提呈一份具体完整的修改要求,包括把3.7.1条文修正为"关中教学媒介语乃华文。则华社会感恩工委会与方天兴。                                  X                                            x                                          x 

     读了陈思源律师的上述文章,让人觉得华总主席丹斯里方天兴在关丹独中(?) 的课题与争议中,突然扮演了很特殊又很微妙的角色,这个角色,足以让华社愈感心寒。    

人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董总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代表华教的总机构,华总不是专管华教的团体,为什么会突然把所有重大的华教问题都包揽起来管,也似乎完全没有把董总放在眼内。人们唯一可以想象的理由,可能就是坊间所说的方天兴和现任首相纳吉的“关系良好”,希望有助于解决董总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真的存有这种奢望,那将是一项更危险的做法。

     华教问题,基本上就是国家问题,国家问题怎么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解决”?这是正确和恰当的管道吗?董总不是公认的正确和恰当的管道吗?如果华总真的要协助董总解决重大华教问题的话,它应该先承认这个事实,然後以董总的名义与有关当局接触,而不是自行取而代之,这是非常关键的原则问题,难道华总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以董总退出圆桌会议为例,如果华总还顾及董总的华教代表传统地位的话,它应该以实际行动声援董总的做法,也同时或较后宣布退出圆桌会议,给教育部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董总才是华教的总代表机构,其他的校长团体、教师团体,甚至当年和董总并肩作战的教总代表,都是教育部的官员,如果他们要留下,就让他们将圆桌会议改为教育部的内部协调会议继续开吧。要谈政策问题,那就必须要和董总谈。华总没有跟随或配合董总退出圆桌会议是一项技术上的失策,也间接的否定了董总的代表性。

     如果华社连这样的基本原则和底线都搞不清楚,那是很可悲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董总的地位会江河日下,这完全是华社特别是华总造成的。因为华总的莫名其妙角色,官方的印象就是,华教问题未必要和董总谈,因为和华总谈也是一样的。     这正是华教的致命伤,也是华社最放心不下的,特别是华总主席方天兴是一名企业家,就更难免会令华社有进一步的联想。方天兴最近就曾高调的自我透露,华总已经获得首相署总共550万令吉的拨款,其中500万是拨给华总建新大厦的,另外的30万和20万则分别拨给马六甲及霹雳的中华大会堂。这样的信息是有很多解读和联想的,特别是方天兴基本上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是讲利益的,人们难免会作作进一步想象,除了华总收受的几百万拨款利益,还有其他利益吗?华教问题会最后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吗?马来西亚是民主国家,人民完全有这种想象的空间和权利,也肯定有权提出更多的问号。    

令人更加费解的是,方天兴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保障,也就是生意上的合约。他不可能不知道,做大生意,必须先签定合同,彼此取得法律保障,再进行交易。可是,方天兴在处理申办关丹中华中学(是否为独中还在争议中) 的整个过程中,不是先完全签定合约(批文)之后再动工,而是采取什么“一边厘清,一边建校”的策略,这是什么逻辑?方天兴是做钢铁大生意的,总不会在合约的关键点还没有“厘清”(更不要说签定)之前,就大量的把他的钢条从他的钢铁厂源源送到对方的公司吧?但在处理关丹中学的事件中却那么反常? 

     华教界都普遍认为,关丹独中是华教的最后一条防线,如果连这条防线也失守的话,也就是真正的华教大灾难。理由何在?让我们先简略的回顾一下。

当年华教两条主要战线的沦陷 

     由董教总领导的华文教育运动从50/60年代开始,已先后失守了两条主要战线。  

     第一条是60年代的华文中学的改制,当时的华文中学经不起当局的软硬兼施,使当时大多数都是由身兼马华党员的富商组成的各校董事会心动,一听到改制后的国民型中学,一切开销都由政府负责,还保持三分一的华文授课时间和其他好处,校董从此就不必再出钱办学,是一项大解脱。于是,一间间的华文中学,就这样的改为国民型中学,有些则一分为二,继续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延续独中,一些则干脆改为国民型中学算了,一场浩劫之后,全国只剩下目前的60间独中,惨淡经营,继续苦撑,在董教总的领导和坚持下,自力更生,终于熬出了今天的成绩,统考文凭获得了几乎全世界主要大学的承认。

     第二条战线是在70年代失守的,当年的雅兹报告书出炉后,将全部华校教师纳入政府公务员体系,华校董事会的聘请权力和自主权被彻底剥夺,教师成为公务员,从此就得听教育局的,传统的华校董事会只剩下一个空壳,名存实亡,教师惟有校长马首是瞻,董教总一体的斗争时代基本结束,虽然仍有董教总的名堂,实际上只剩下董总在独撑,教总从此失去了林连玉时代的战斗力。这次由教育部召集的所谓圆桌会议,董总单独退出,教总却单独留下,因为教总的成员,包括校长,都是公务员,公务员当然要听教育部的。   

     华文教育运动几十年来,失守上述两条主要战线之后,基本上已退守到第三条也可能是最后一条战线:维护独中的地位。如果连独中地位都不保的话,所谓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可能就会成为历史。这就是为什么关丹独中(?)这一关必须要像当年中国抗日战争时上海的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那样,必须坚守独中的固有特征,任何差错都可能连累现有的全部独中。  

     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华社对关丹独中(?)的批文内容显得那么关心,因为批文就是官方文件,如果照单全收,或者即使较后“厘清”了无关痛痒的部分而忽略了最关键的部分,一旦接受下来,就会正式成为独中的模式,这个模式肯定也将同样的适用于原有独中,苦守了几十年的独中体系,可能就会毁于一旦。

教育大蓝图的隐忧 

     2012年可说是马来西亚华教史上近年来最多灾多难的一年,正当关丹独中(?)事件仍然胶着的时候,政府的“2013-2025年国家教育发展大蓝图”接着出炉,这对华教界又是心惊胆跳的一个大关。历史和经验都告诉我们,对华教而言,不管是什么教育报告书、什么教育法令、什么内阁检讨报告书、什么大蓝图,一旦出炉,几乎都是对华教不利的,这次的大蓝图会不会真正完成当年拉萨教育报告书中所强调的国语将成为所有学校教学媒介语的最终目标,华教人士还得打醒十二分精神。总之,对华社华教而言,这类东西,总会令人心惊胆跳。所有这些新旧措施,加上数十年来一直未获解决的一箩筐华教问题,华教是否真的进入一个“前有追兵,后无退路”的绝境?从董总提出“救亡”的口号看来,这次可能真的是狼来了。

华教如何自救?

     面临着这些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华教该如何自救?这不仅是华教界的问题,也是全体华人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教育问题基本上就是政治问题,更是国家问题,如果当前的华教危机仍然不能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那就唯有回到华社自救这条无可奈何的老路。

     华教要自救,首先必须从探讨为什么华教会落得今日重重危机的地步开始,唯有确定了真正的原因之后,才能着手自救。

     我个人认为,华教要自救,必须回归原点,华社必须在言论上和行动上赋予传统上一直代表华教的董总全新和全面的委托和授权,让它成为真正的华教唯一的代表和代言机构。很不幸的,目前太多华团插手华教事务,加上因一些长期累积的私人恩怨造成的华教山头太多,无形中就削弱和冲淡了董总的代表性,有些甚至还担当了刻意边缘化董总的帮凶角色,这种趋势和局面,造成了董总今日的薄弱地位,在和当局的整体博弈中,一直在居下风。当董总的博弈对手看到华教问题原来可以不必和董总谈的时候,董总还会有什么作为?

     基于这个总原则,如果华社要自救华教,华社必须重新赋予董总新的生命和委托;换句话说,就是所有有关华教的问题,都必须交由或保留给董总去处理,热心华教的其他华团或其他有关机构如华总,仍然可以从旁协助或配合,但必须确保要在董总的旗帜下一致对外,才是自救之道。

     在这个大原则下,我呼吁华总立即停止处理华教问题,把所有华教问题回归董总。董总唯有在重新取得这样的定位之后,才能继续有效的操作。如果华总因为主席方天兴和首相的关系“良好”而越俎代庖的话,问题就大了。

     当然,董总本身也并非没有弱点,一些弱点的出现,其实也和董总被华社本身边缘化也不无关系,如果得到华社的重新委托和重新定位,任何弱点都可以改善的,甚至连领导人都可以民主方式撤换的。

本是同根生,出卖何太急? 

     在结束本文以前,让我再回到关丹独中(?)问题上。

     华总主席方天兴在这事件上所扮演过度热心的反常角色,确实令人不解,更令人心寒。批文的条件,即使不是教育专家,也看得出那绝对不可能是一间符合董总和华社要求的独中,而是一间反而要华社出钱筹办和维持的国民()中学,还衍生了学生能否参加独中统考等问题。尽管如此,以方天兴为首的工委会,仍然坚持可以一边要求“厘清”批文,一边立即着手筹款建校,还煞有其事的决定明年中招生,2014年就开课。这是什么逻辑?当批文都还在等着“厘清”的时候,工委会就迫不及待的决定立即筹款建校招生开课,这不等于清楚楚的告诉教育部说,批文“厘清”和“不厘清”都无所谓啦,反正我们都已接受开工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会怎样看待所谓“厘清”这个问题?反正厘清与不厘清,华社都已经接受了目前的条件,而且还怕有变,急急忙忙的赶快先让它成为事实。

     华社很想知道方天兴到底是怎样想的?他是一个生意以亿计的的成功生意人,华社真的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他成功经营大生意的作风?例如当他的钢铁厂要和某公司做生意时,是不是合约还未签定或合约草稿的某些关键点仍待“厘清”之前,他的钢铁厂就迫不及待的开始源源出货给对方?如果连商业上都没有这样的逻辑,那么为何关系到整个华教前途的关丹独中(?),就可以这样深怕它不会成为事实那样急急忙忙的筹款开工、招生和开课?华社的确很想知道为什么。

     正当华教人士都在担心如果关丹独中(?)事件处理得不好,将会如何愧对祖先和下一代的时候,我们的华总主席方天兴的反常做法,委实令人心寒,华教最后会不会死在自己人手上?死在自己的华文媒体和媒体评论员手上?死在为利益输送的华商手上?已成为近日坊间最热门的话题,甚至已经有人开始唱着“本是同根生,出卖何太急?”的悲歌。我想就以这首悲歌来和同胞们共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千万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11.1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