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2025年创立新的华教–宗教的教

October 9th, 2013 By 黄士春

建议2025年创全新宗教“华教”

黄士春

我今年已72岁,如果在《2013-2025年教育大蓝图》告终、也就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正式寿终正寝的2025年,我还在的话,我想我的最大愿望,应该是创立一个全新的宗教华教,供我华人膜拜曾经为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作出无私贡献的先贤。

我是在看到时下全国的九皇爷庙香火都那么旺盛,我华人都忙着拜九皇爷而几乎忘记了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正面临着空前的灾难,而引发灵感。

我的意思是,如果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最后真的死在《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终结年的话,将是我们这代人的耻辱,甚至罪过。我们将如何对得起过去两百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前仆后继建立和发展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先贤们?  既然大家都似乎眼巴巴的准备为华教送终,不如提早准备创立一个全新的华教来纪念和膜拜这些先贤,算是为我们这代人的赎罪。反正,我华人就是喜欢拜神,已拜到几乎无神不欢的地步,连华文教育正被连根拔起都没有拜神那么紧张的话,那就干脆为大家成立一个全新的教,命名为“华教”,好让大家拜个痛快。反正,政府也乐意看到我们华人建庙拜神好过办教育。

如果我或其他人到时有机会创立这个新的宗教,我将会建议将所有过去曾为华教作出特殊贡献的先贤们,都统称为“华教总神”,另立所有曾在2008年以前出任过董总主席,以及在1994  年以前曾担任过教总主席的华教领袖,都正式升格为神;如果相关人士到时还健在的,就保留至他百年归寿时正式升神。

我相信,到时,华教的香火,将不会输给目前的九皇爷或其他林林总总的神。

如果大家认为我这个构想还行得通的话,请在我的面书(www.facebook.com/wong.s.choon) 按个赞,然后转贴广传。如果认为行不通、会愧对祖先、或者华教还有得救的话,那就请从现在起,立即参与由华教的唯一代表机构董总领导的紧急拯救华教行动;虽然是迟了一点,能尽人事听天命,总好过坐以待毙。毕竟,教育大蓝图只是一个“蓝图”,一个指南,而不是法令,应该还有回旋的余地;问题是:我华人必须要立即自我表态,我们到底要的是华文教育的“华教”,还是我建议的全新宗教“华教”。(9.10.2013) (www.sinyatat.com/blog)

请长假逃亡的前新加坡国会议员黄信芳

October 5th, 2013 By 黄士春

请长假逃亡的前新加坡国会议员黄信芳

黄士春

2013921日,一部从马来西亚北海经泰南合艾北上曼谷的国际列车上,载着一批同是前往吊唁陈平的老人,包括邀约我两夫妇前往“见证历史”的老友夫妇。

我在日前发表的“送别陈平”一文中曾提到:

“列车从北海抵达《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合艾,已是晚上8点。用过晚餐后,很多乘客都开始将座位改成床铺,拉上遮拦布寻梦去了。我不知到那一块块蓝色的遮拦布后卧虎藏龙着多少同路人….”。后来才知道,其中一名同路人竟是当年新加坡政坛红人社阵国会议员黄信芳,一个被通缉而逃亡印尼15年,再通过中国,由空路前往泰南合艾,在泰马边区参加马共革命战争的80岁老人,一个离开新加坡前后50年却至今都不准再回新加坡的老人。

黄信芳应该是当晚在合艾上车的,在曼谷下车后,才知道同是来自泰南邦朗和平村的还有其他七、八位,和他们谈起邦朗和平村时,如果不是他们希望我们一行人能在归途中顺便到该村走一趟的话,我和黄信芳可能还是缘悭一面,甚至在从合艾前往邦朗村的那部改装客货车上和前座的那位谈了老半天,都还不知道这人原来就是黄信芳,直至当晚在临时欢迎会上交换名片时,才知道原来就是他。

回到怡保,一口气看完他当晚送我的《黄信芳回忆录》后,才知道,他是一名曾获当时的新加坡国会议长批准请长假去逃亡的前国会议员,而且一逃就是50年,成了名副其实半个世纪都还未销假的长假,这应该是“健力士”的一项世界纪录,也是民主的一大讽刺吧!

根据《黄信芳回忆录》一书的简介,黄信芳的队名是一民,1934827日在新加坡出生(祖籍广东花县);教育背景:新加坡云峰小学,技职中学;出身:农民,工人;曾任公职:新加坡大芭窑区市议员,国会议员(1957-1963)1963年底至1978年底,流亡印尼长达15年;1979年至1989年,在马泰边区参加国内革命武装斗争;1989年签署和平协议后,1990年随人民军下山,定居泰南邦朗和平村。

开始逃亡

黄信芳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

… 19639月新加坡大选揭晓两个星期后的一天凌晨二点,当局动用大批军警包围我和陈新嵘的住家,准备逮捕我们,但我们两人却侥幸成为漏网之鱼,没有抓到。”当时他和一齐逃亡的陈新嵘都已中选为国会议员,只等侯国会的召开和宣誓就职而已。

对当时的过程,回忆录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商量后,认为有必要征求国会议长先生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先写一封公开信给议长先生,陈述我们的情况和处境,并向议长先生提出:() 我们两人已是大芭窑区和义顺区的国会议员,在此,我们要求议长先生如果能够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我们将会自动到警局去会见总警长; () 如果议长先生不能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请议长先生批准我们两人的长期请假,并希望最好能以书面给我们公开答复。”“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议长先生就通过电台和各大报章公开答复,允许我们两人作‘长期请假’。就这样,我们通过特殊的途径离开了新加坡,过着长期流亡国外的生活。”

有趣的是,原来黄信芳当年是请长假逃亡的!从技术上看,5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还没有正式销假!这笔半世纪的糊涂账该怎么算?

我没有必要重复黄信芳如何在印尼流亡15年的记述、在上队前在中国受到如何的礼遇、在泰南深山密林参加游击战争的艰苦奋斗,以及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后,如何再两手空空的下山重过平民生活,这些都保留给读者亲自去体会。我个人对作者在“结语”中的下列几段文字则有着特别的感触:

我们这代人,都力求自己对国家和人民应尽责任和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并寄望新一代人们能够继承先辈们的精神,在为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改革中,谱写出更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

当工余之暇,我总会停伫于泰南美丽的邦朗湖畔,沉浸在它的湖光山色之中,神游于烟雨缭绕的天际,在世外桃源般的和平村中有战友相伴,回忆往事,往事并不如烟。烽火年代已过,人也古稀

我也常常引起遐思,在半岛的南端,是我生长和战斗过的地方,是我和友辈们曾经为她的自由而奋斗过的新加坡土地,我满怀着历尽沧桑的游子情思深深地为她祝福…  我渴望日后能踏上那片既熟悉又陌生的乡土,在那土地上与亲人团聚…”

很想回新加坡探亲

在我和黄信芳邂逅并同游邦朗和平村的那几天,黄信芳曾向我表示,他的确很想回新加坡探望他的亲人,只是一两个星期的探亲时间已足够,因为他已无意重返新加坡,新加坡也不再适合他居住。虽然他过去曾提出过短暂回新加坡探亲的申请,可惜,就是一直无法实现这个心愿。

我在想:人既然是政治的产物,政治也为解决人的问题而存在,为什么政治最后却容不下最原始的人性?我没参过政,我没有答案。

对黄信芳的心愿,我虽然强烈的感同身受,但我到底只是一名过客,因为陈平在曼谷逝世而邂逅了这个已在国外流亡半个世纪的江夏同宗,我自量不能为他做什么,只能通过面书和网络媒体,抒发我对一个曾为他的祖国付出如此高昂代价的人的那种感慨感慨他最后也像马来西亚的陈平那样,有国归不得。

黄信芳唯一可以自我告慰,也可能比陈平幸运一点的,可能就是他已决定当他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是准备长眠世外桃源般的邦朗和平村烈士纪念碑下的。(3.10.2013)

 (作者按:要看《黄信芳回忆录》的朋友,可以联络:雪隆区:012-6101-970 (Neo), 012-2611-807 (Lee);槟吉玻:012-4866-433 (Hor);霹雳区:05-5272-672 (Fan)))

送别陈平

October 2nd, 2013 By 黄士春

送别陈平

黄士春

历史的碰撞?

陈平在曾为它奋战一生,却生前死后都不能回国的马来西亚成立纪念日(916)当天,在曼谷逝世,象征着陈平这个传奇人物时代的结束和一段历史的终结;他的死讯,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程度的震撼。

我是一介小民,凑巧的是,陈平的这段历史,发生在我这个年代,难免也会有一些感触,特别是曾经翻译过他的《我方的历史》初稿的这段往事,更有特别的感受。因此,当友人来电问我要不要去曼谷见证这段历史终结的时候,我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就决定在人们仍在口头或纸上议论和争议声中、在一些人仍视陈平如洪水猛兽的时刻,亲自到曼谷走一趟。

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有的是时间,因此决定从陆路前往。

921日上午,先从怡保乘长巴到北海,下午转乘国际火车前往曼谷。有点意外的是,这部所谓国际列车,原来是一列国际超慢车,沿途一直停停驶驶的,竟然坐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的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曼谷终站,前后折腾了将近24小时。我留意到,原来在北海和合艾都有同路人上车,看去都是上了年纪的,应该都是在这个动荡的大时代曾经和陈平有过特殊关系和肩负过历史任务的人物吧。陈平和他当年的战友,曾为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奉献过他/她们的青春,有幸的保住了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他/她们通宵达旦的踏上这部列车,为的就是去悼念他们的领袖。相对的,我只是一个曾经在新闻线上打拼过25年的退休记者,如果不是因为《My Side of History》的作者 Ian十年前通过一名拿督商人找上门,和我谈商和协议过为他翻译这本陈平传记,而让我对陈平有着进一步认识的话,我应该不会出现在这漫漫长夜的列车上。

列车从北海抵达《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地点合艾,已是晚上8点。用过晚餐后,很多乘客都开始将座位改成床铺,拉上遮拦布寻梦去了。我不知到那一块块蓝色的遮拦布后卧虎藏龙着多少同路人,也不懂陈平当年是否也像我们今晚那样,曾在这隆隆的列车上熬着漫漫长夜。

抵达灵堂陈平的灵堂是设在曼谷很有名气的一间寺庙,由920日至22日共人瞻仰,23日则举行告别及火化仪式。我们一行人抵达灵堂时,已是22日的下午五时,吊唁者仍然络绎不绝。灵堂依佛教礼仪设置,庄严肃穆。先经过接待处,吊唁者受邀签名留念,主家依据传统华人礼俗,以谢帖回敬,附上内置红绳糖果的意头小红包,另加一本题为《永远怀念》的纪念小册子,内含以中英及马来文书写的《陈平的生平简介》,《我的遗愿》及其生前的一些代表性图片。

接待处的两旁,摆满了来自各国的相关团体及个人的花圈,墙上则挂着多幅致哀輓联。进入灵堂,见陈平的遗灵置放在高处,四周以无数鲜花铺盖,遗照置放左边,右边则是泰国朱拉蓬公主殿下御赐的花圈。一轮联合祭祀仪式后,吊唁者受邀自助式晚餐。入夜,则由多名高僧诵经。

告别仪式923日举行公祭及告别仪式。上午十时起,由高僧诵经。下午,先在灵堂举行公祭,由各相关单位代表献上鲜花,继由两名代表分别以马来西亚国语及华语唸出陈平的《我的遗愿》,内容真挚感人,唸者泣不成声,听者无不动容,鸣咽之声,此起彼伏。

告别仪式在下午五时在灵堂后另一个较大的礼堂举行,该礼堂的前面就是火化场。下午四时过后,出席者陆续进入礼堂,家属向所有出席者分派纸花一枚及一心形陶器小纪念品。泰国前高官,包括曾大力促成《1989年和平协议》的前泰国首相查瓦立将军,在和谈时期曾任泰国第四军区长的启迪将军及碧山将军等,很早就进入会场,受陈平家属接待。

根据现场估计,出席告别仪式的约有六、七百人。全场以泰语进行,上述三名前泰国高官先后受邀致辞,接着,陈平的遗体由高僧带领家属及出席者绕火化场三圈,放置在火化炉前,由该三名前泰国高官带领全体出席者一一上前献上先前分发的纸花。陈平的家属在遗灵最后进入火化炉前生离死别的嚎啕大哭,感染了全体出席者。

15分钟后,我看到火化炉顶开始冒出一股黑烟,象征着陈平结束了他传奇和争论性的一生,升天而去。

盖棺不定论?

由于当天的告别仪式全场以泰语进行,无法了解当时这几名前泰国高官的致辞内容,次日看当地的英文《曼谷邮报》,才知悉他们对陈平的高度评价。

根据该报报道,前泰国首相查瓦立形容陈平是“一个以他人的需求为先的无私军人。”

他说:“我从来都不曾称他或对待他为恐怖分子。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国家英雄,为了正义与平等而被逼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森林战斗。”

查瓦立将军说:就像马来西亚的情况那样,很多泰共也走入森林寻求自由与平等。“他们就是在寻求发言权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陈平也有着相同的意愿来协助他的人和他的祖国。”

查瓦立说:“我们怀念他,我们怀念我们的朋友。”

作为一个退休的马来西亚前新闻从业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认同查瓦立的看法,只知道战争是残酷的,一旦交战,双方各有伤亡是必然的,但一旦签订了和约,即使无法一笔勾销互欠的血债,无法化敌为友,起码也意味着不再为敌,让时间去冲淡所有残酷的过去和历史的伤痛。战争可以结束,和平可以恢复,但人一死,也就一了百了,永不复生,还有什么可怕的?

我在想,陈平这辈子,15岁就离家抗日,他早就没有了家;接着反英,把他90年生命中的75年全交给了他出生的这片土地和这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子民,却落得生前无家可归,死后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是上天弄人,还是自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终于失去了最原始的人性?我没有答案,我生平不认识陈平,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几乎找不到我有必须到老远的曼谷送别他的任何理由,只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认为我应该尽点人类的责任,送别一个像陈平这样的人类,还在归途中还得到这样的一个总结:人,才是最可怕的动物!(27.9.2013)

黄士春致董总的紧急呼吁

September 4th, 2013 By 黄士春

黄士春致董总的紧急呼吁 

黄士春

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昨天独邀华总、教总和校长职工会代表前往谈商教育大蓝图最后定稿事,而没有邀请董总参与或另邀董总谈商,这是很反常的。

作为马来西亚一个普通华裔,我认为我有权利和义务以公民身分表达我的下列看法:

董总应立即致函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白纸黑字的告诉他:真正和唯一代表华教的董总没有受邀在《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最后版本正式推介(96)之前前往见他谈商,反而邀请其成员全是政府公务员的教总和校长职工会代表,以及从来就不代表华教的华总代表前往讨论,是不恰当的。

董总的信函,也必须清楚的告诉教育部长,经过多次呈给教育部长有关大蓝图的备忘录后,董总仍然希望教育大蓝图初稿中所有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不会再出现在即将推介的最后定稿中。

董总也应该在96日大蓝图定稿正式推介以前,清楚的告诉教育部长:董总将密切关注最后定稿的内容,以确保大蓝图不含对母语教育发展不利的章节;同时向教育部长表明未必会苟同他和该三个团体代表所达致任何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和条文。

董总必须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也是华教可能封棺的96日以前,先自设保护网,以确保马来西亚华教真的有三长两短的时候,董总不会背上“千古罪人”的黑锅。这封信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希望董总今天就行动,并在今天就将有关信函传送到教育部长。

对董总和华教华社而言,华教可能封棺的日期只剩最后两天,现在已进入分秒必争的时刻。对我这个在风雨中陪同华教走过几十年的老头来说,我希望我这贴文不会白写。(4.9.2013)

黄士春为教育大蓝图紧急致函六大华团

September 2nd, 2013 By 黄士春

黄士春为大蓝图不利章节向六大华团提紧急建议

促联合紧急见正副首相及号召全国华小罢课一天

(怡保2日讯)

退休报人及时评人黄士春,今日就《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最后版本即将于本月6日正式推介事,紧急致函董总、教总、华总、总商会、校长职工会及家总等六个代表性华团,提出两项紧急建议,以免华小在该大蓝图下彻底变质。

该两项紧急建议包括:

()201396日以前,组成联合代表团紧急会见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或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要求撤销该大蓝图所有对母语教育发展不利的章节。

()201396日以前或(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紧接推介礼后,联合发动全国华小学生象征式总罢课一天,以唤醒全体华小家长对此事的关切,及敦促有关当局紧急处理华社要求撤销大蓝图内所有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

黄士春也是马来西亚华文法律翻译丛书(包括<1996年教育法令>)的翻译及出版人,他也在致给该六大华团的公函中,附上<紧急告全国华小学生家长书>的草稿供参考。

黄氏对媒体说,由于教育大蓝图对母语教育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加上推介最后定稿的日期已迫在眉睫,华社除了采取上述的两项紧急措施,不足以警惕华社和敦促当局紧急处理。

以下是黄士春致给六大华团的公函全文及参考附件:

敬致: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

教总主席王超群先生

华总主席丹斯里方天兴

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林国璋

校长职工会主席彭忠良先生

家总主席黄华生先生

事关:联合反对《教育发展大蓝图》所有不利母语教育章节紧急呼吁

鉴于《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最后版本将于本月6日由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正式推介,而华社对该大蓝图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有关章节的要求,仍未获得有关当局的及时处理及允准,在此情况下正式推介及实施,将造成我国华文教育被连根拔起的严重后果,本人谨以华裔一份子的身份向   包括  贵会在内的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华团提出拯救华教的两项紧急方案如下:

(一)201396日以前组成联合代表团,紧急会见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或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要求撤销该大蓝图所有对母语教育发展不利的章节。

(二)201396日以前或(如果时间上来不及)紧接推介礼后,联合发动全国华小学生象征式总罢课一天,以唤醒全体华小家长对此事的关切,及敦促有关当局紧急处理华社要求撤销大蓝图内所有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为争取时间及方便   贵会等进行,本人特以附件方式附上有关具体行动纲要草稿供参考。)

事关母语教育已面对存亡的历史性关键时刻,希望   贵会等负起捍卫母语教育的最后一道防线,立即紧急处理此事,以最有效及最快捷的方式在大蓝图推介以前,确保大蓝图内所有对母语教育发展不利的章节得以撤销。由于时间的紧迫及争取华社及舆论的支持   贵会等的联合行动,本人将把此资讯同时向新闻媒体发布,并希望作为华教代表机构的董总能负起联合行动的主导任务。

在此紧急关头,华社正在等待   贵会等的及时联合行动。如有必要及受邀,本人将乐意以义工身份从旁协助。

此启。 

马来西亚华裔

黄士春谨启

201392

附件:六大华团紧急告全国华小学生家长书 

(附件)

董总、教总、华总、总商会、校长职工会、家总

联合号召

全国1,292间华小于20139   (星期   )象征式总罢课一天

要求撤销《教育发展大蓝图》所有不利母语教育章节

紧急告全国华小学生家长书 

缘起:

鉴于《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大蓝图》最后版本,将于201396日正式推介,而所有对母语教育发展不利的章节仍未撤销,我们六个最具代表性的华教/华社团体近日经过紧急相互磋商後,决定在维护母语教育的总前提下,放弃一切成见,联合拯救母语教育,特联合号召全国1,292间华小,在推介日前即20139    (星期     ) 象征式总罢课一天,要求政府展延实施该项将使华小彻底变质的教育大蓝图,直至撤销大蓝图内所有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为止。

办法:我们六个团体谨此联合呼吁全国1,292间华小的学生家长,在9   日象征式总罢课一天,强烈的将华人社会的心声有效的反映及传达给我们的民选政府。此外,我们六个单位(特别是家总)也将动员各自的资源,将此信息传达给所有华小学生家长,确保总罢课行动的成功。

响应:我们也吁请全国华人注册社团负责人见报後,立即响应我们的呼吁,通过媒体公开支持我们的行动,立即分头向各报馆的各地办事处或驻地记者发表支持文告,响应总罢课行动。

表白:我们再次重申,母语教育是国家教育的组成部分,我们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民选的,但我们更决心维护母语教育,希望我们“以民为先”的民选政府,在获悉我们这项强烈要求的信息後,俯顺民意,立即进行撤销大蓝图内所有不利母语教育发展的章节及其他规定。为了保住母语教育的根,我们也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后续抗议行动的可能性,包括号召全国性罢市。

呼吁:我们谨此呼吁全体华小学生家长响应我们的这项象征式的一天总罢课行动。

董总              教总                华总                总商会           校长职工会           家总 

主席签         主席签             会长签            主席签           主席签                   主席签

20139    

((我们将征求(如成功)并感谢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东方日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及当今大马报效此则广告,以广宣传。))

((黄士春资讯:

Tel: 012-5223729

Email: ccwong33@yahoo.com

Blog:  www.sinyatat.com/blog

FB: facebook.com/wong.s.choon))

哀华教

August 27th, 2013 By 黄士春

哀华教

黄士春

封棺前夕耍身段

大限来时各自飞

华教踏上黄泉路

千古罪人题名时

(27.8.2013)

华教的封棺日期?

August 23rd, 2013 By 黄士春

华教的封棺日期?

黄士春

根据昨(21)晚第八台报道,副首相兼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将于下(9)5(希望没有听错日期)正式推介《2013-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也就是说,正式推介日期距今只有两个星期,华教就要进入一个空前浩劫的时期,而我们的华社似乎还是无动于衷,不知华教的大难将至似的,不是继续在吵,就是在做着一些已经无关痛痒、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签名运动。。。

我早在今年初就写过一篇题为“灰色的教育大蓝图”(已收入大将书局出版的专书),我现在虽然已经没有必要再写一篇“红色的教育大蓝图”(红色是危险的讯号),但个人对华教前途的关切有增无减,并强烈认为,如果华社不在这非常有限的两个星期内作出一些足以让当局关切的大动作,我想,95日就是华教的封棺日,我们每一个华裔势将负上不能及时改变教育大蓝图而愧对后代的后果,特别是下列几个被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团体:董总,教总,华总,总商会,校长职工会及家总。

我人微言轻,但自认不是一个很笨的人,我认为最後一分钟的拯救行动,不是不可能,问题是上述六个单位,能不能在这历史关键时刻,回归冷静和理智,联手出击。我必须强调“联手出击”,如果无法联手,当然就谈不上出击,大家就眼巴巴的等着封棺吧。至于如何“联手出击”,法律常识告诉我:这里不是透露的地方,我只能说,这种事,在现阶段只能口头传达,不能诉诸文字。如果上述任何被点名的团体有意听听我这老朽的,欢迎他们尽早主动联络我。时间已经对我们非常不利,大限一到,神仙难救。如果这六个单位都因为看不起老朽而不肖和我联络的话,我只有把我准备要传达给他们的“联手出击”想法,在我日後可能出版的回忆录中告诉大家,算是尽了我作为一名华裔的责任。

我也知道,以目前的情势看,我这篇短文将会白写的,但因为我是华裔,大蓝图的实施发生在我这个年代,我必须在这个时刻做好我的本份,为日後面对子孙的责难做好个人的答辩准备。当连我这个普通华裔都在作这样的准备的时候,上述六个单位的领导人,特别是董总,肯定需要准备更强更长的辩词来向我们的後代交代,因为你们没有及时设法尽一切努力去改变教育大蓝图的实施! 

父亲节写父亲/Memories of my Father on Father’s Day

July 15th, 2013 By 黄士春

父亲节写父亲Memories of my Father on Father’s Day

黄士春/By Wong See Choon

猛然回顾,我从来没有写过关于父亲的文字,今天是父亲节,我想我必用文字怀念我的父亲黄耀。

其实,这些年来,我不是不想写父亲,而是一直不知道该从怎样的角度来写,才能写出我父亲的伟大。

我一直为自己庆幸的是,我早在47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做记者后的五年,用一连三个晚上,采访了自己的父亲,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他当年是怎样南来,怎样辗转来到怡保扎根找生活,希望有一天我有时间的时候,整理出来。这原稿一直躺在我放置贵重物件的铁盒内,那是父亲和母亲林妹早年乘邮轮回中国乡下探亲时邮轮公司的纪念品。这一躺就是46年,直至去年农历新年除夕才开始整理,准备收进我本身的回忆录中。

原来,父亲在十三岁(1923) 那年就随我的祖父黄汝离开广东省清远县璋洞沙迳村南来,唯一的原因,就是乡下生存困难,必须离乡背井下南洋另找生活。从他当年对我的口述中,我真的非常非常佩服我的祖父黄汝和祖母陈氏的胆量,毅然带着四个还未成年的二男二女,就这样飘洋过海,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寻找新生活。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当年采访父亲时,没有问他祖父是在谁的安排下南来的,只知道他们一家六口,从香港上船,最后在马来亚的槟城上岸,辗转在太平,直弄和督亚冷落脚和找生活,最后才在怡保安邦附近的彬如河畔定居下来,种菜养猪为生,这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整个南来的冒险过程已经够惊心动魄,我们后代那还有这种大无畏的冒险精神?即使我这辈子不自量力胆子大到将全部五个孩子全送到英国及美国深造,也只能算是有惊无险而已。

父亲和母亲就是这样的以务农养猪和种植打扪柚把我们六个孩子熬大,我是老三,上面还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和唯一的弟弟。由于家贫,大姐和二姐根本没有上过学,大妹只念到小学就辍学帮家,只有我和另一妹妹和弟弟有机会念到高中。这证明了父亲是很有眼光的人,只要经济能力允许,都让我们上学。因为根据他当年的口述,父亲只在督亚冷念过三个月的私塾,识字非常有限,他很早就知道孩子教育的重要性,而且都是全力以赴的。

父亲基本上是一个孤僻、不苟言笑、性格坚韧、不随便求人的人,但性情刚烈,盛怒的时候,还会粗暴的对待孩子,我在小学时,就曾受过这种苦头,但从不介怀,我只认为这是那个时代家长管教儿女的方法而已,也是我那个年代很多乡村孩子成长的过程。长大后,我也知道这完全是生活压力造成的。我庆幸是家中的老三,上有两个姐姐,可以全职帮父母务农养猪种打扪柚,不必我帮忙干活,我知道父亲的用心良苦,就是要我安心的把书唸好,课余也没叫我去菜园帮忙,让我很奢侈的几乎可以天天打篮球,搞球队,很写意的念完高中。

当然,我还是有帮过父亲的。初中时候,菜瓜陆续有收成,平时是靠父亲一个人清晨四点左右,从老远的安邦踏脚车运到大约十英里外的怡保公市批发,遇到盛产时,一人载不完,就找我帮忙。重重的满脚车菜瓜,就这样的在清晨四时,跟着父亲载到菜市场批发,可真不好受。但每次都有很好的奖赏,那就是父亲必定光顾当时盛名的珠江酒楼,那儿的大包,可真一辈子忘不了。

看来,我父亲也是一个很有眼光,敢投资孩子教育的人;我小时在旧安邦明新小学唸到四年级时,就把我转到著名的怡保育才小学,一直唸到高中三毕业。高三毕业后,父亲手上似乎有点小积蓄,相信是可以让我勉强上南洋大学的,但同在这个时期,我也考进了南洋商报当专职记者。我选择了就业,一干就是25年,我不知道如果我当年升学南大,今天的我将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管如何,我一直都感激父亲当年对我的期望。

其实,我父亲除了有着本身独特的个性之外,也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我记得我在唸书时,会馆是有什么奖励金之类的,但他就是不赞成我去申请,原来,他的意思是不想别人说他的孩子教育是靠会馆的,多有骨气。

父亲不但为人正直,还乐于助人,在清远同乡中备受尊敬。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务农和种植打扪柚之后,开始一点积蓄。记得曾有一位刚刚从外地搬到新村的陈姓同乡,就曾向父亲借钱开发果园和养猪场,父亲都无条件(当然也无息)帮了他的忙,此同乡后来还赚了大钱。

父亲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对早期帮过他定居和发展菜果园的同乡黄勉及黄辉兄弟都感恩。我当时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果园里的柚子要长期以经常低过市价的价格指定批发给黄辉记打扪柚行,原来就是为了报恩。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父亲不仅是一个非常刻苦耐劳的人,而且还有很多谋生的技能,例如,他可以赤手空拳在彬如河捉鱼,那时的彬如河河水还是清澈的,他居然可以潜进河里,把鱼儿活活的捉在手里,然后把鱼儿抛上岸,交由我去处理。我最享受印象又最深刻的就是父亲把白手捉到的鱼扔上岸让我去处理的那一刻。原来,1930年初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全部矿场停产,父亲全家在督亚冷落难时,主要就是靠弄干沟湖水捉鱼求生。

父亲还会铁打,记得小学四年级时顽皮从泥壁跳下,扭伤了脚,不能行走,父亲当然生气啦,骂完了,就采了一些铁打草药给我敷,敷了整个星期后,竟然痊愈了。父亲的好学也令我印象深刻。我当年进入商报做记者,每天将增报带回家,父亲一有空,就报不离手;原来,他学看报纸主要还是为了识字,因为他这辈子只有三个月的私塾教育,我佩服他的好学精神,虽然有时会将未雨绸缪唸成未雨绸胶(树胶的胶字,繁体很像缪字)

我想我这辈子最令父亲失望的,是当年进入日间师训后,一个月后就突然离开,不能像隔壁的同乡子弟那样成为老师,生活安定又有好名声。其实,我当时也很想成为一名教师,只是上师训课一个月后,一天上午,突然接到院长的通知,要我立即离开学院。我相信再不会有其他的理由,必然是院方刚收到有关当局的指示,认为我不适合当教师。我当时就知道是什么理由,这肯定是我高三那年,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看了不少禁书,有职业学生报上去,认为我是左倾学生,现在,果然印证了。最令我失望的,还是院长要我马上离开,连我要求等到今天放学才离开都不通融。我的意思是不想在上课中途离开,以免同学们多问。我就这样突然就离开了师训,当时也没告诉任何一个师训同学,直到今天,很多当年的师训同学都不清楚为什么我会突然消失。沮丧的回到家,当然不敢照实告诉父亲,只说我决定在年底参加英校剑桥考试,不唸师训了。我看到父亲当时满脸绝望的神情,至今无法消褪,我也一直没有告诉他我其实是被开除的。幸好,年底的剑桥考试顺利过关,次年就考入商报,老天总算是对我公平一点,让我从此和文字结下不解之缘。

在报界25年之后,我再给父亲带来另一个大问号突然辞去南洋商报霹雳州采访主任职位,全职从事冷门到不能再冷门的马来西亚英文法律的华译和出版工作,一天工作最少16个小时,市场还是个未知数。这项决定,当时在很多人眼中是疯狂的,父亲更加不会例外。但我没有后悔,为什么?现在是写我父亲的时候,我会在我的自己回忆录中再交代。

我现在也可以告诉在天的父亲,我当年的这项离开报界的决定,比我留下即使做到总编辑甚至董事经理会更有意义,因为,我已留下25本法律译著,最重要的,还是这项自我挑战,让我这个当年的小记者,能够自费将五个孩子全送出国深造,以弥补我两夫妇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也符合了父亲当年希望通过教育改善后代生活的意愿。父亲应该会体谅我这辈子在他面前作过的两项让他失望的重大决定。我只能告诉父亲:人家留下大把钱,我只能留下文字,但我很满足。

我唯一能够让父亲高兴的一次,应该是我在全职从事法律翻译和出版后的五年,美国政府派员来马来西亚招聘中英翻译师,我被录取到外国工作。出国前夕,父亲在老家煮了很多我喜欢的家乡菜为我践行,我从父亲严肃的脸上看到少有但非常慈祥的笑容,还听到他抛出这么一句:“马来西亚政府不要,美国政府要!”我记得当晚我还对父亲说“仁者寿”,希望他长命。可惜,不懂是否我在当晚说错了这句话,就在我在外国上班后的一个月,就接到父亲死于车祸的噩耗。我拼了最大的努力,买到一张坐空姐位子还需要机长特别同意的位子机票赶回奔丧,我当时哭得很伤心,也一直在抱怨为何老天要对这样的一个好人如此残酷!

仅以此文,含泪写给已逝世23年的父亲我尊敬而又伟大的父亲。(16.6. 2013父亲节)

Memories of my Father on Father’s Day

By  Wong See Choon June 16, 2013

Suddenly recall that I have never written something about my father. Today is Father’s Day,I think I must write something in memory of my late father Wong Yew (黄耀).

In fact, I didn’t mean that, for all these years, I did not want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my father, but did not know to write from which angle to highlight the greatness of my father.

I have been fortunate that, some 47 years back in 1966, five years after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I spent three consecutive nights to interview my father, with the sol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how he left China and crossed the South China Sea to land on the then Malaya (now Malaysia) and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Ipoh for a living, hoping that, one day when I have time, I will sort it out in an article. This manuscript has been lying in a small metal box, a souvenir gift by a shipping company when he and my mother Lim Moy (林妹)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village in China in 1960s to visit relatives. This box was where I used to keep my valuable stuffs in early days. It just lay there for 46 years until last year’s Lunar New Year’s Eve, when I began to sort it out for inclusion to my own memoirs.

It turned out that father left his native village of Zhang Dong Sha Jing (璋洞沙迳村) of Qingyuan County (清远县), Guangdong Province (广东省), China, when he was only 13 years old (1923) with my grandfather, for the only reason that life was so difficult that they had to leave the native land in seeking a new life by moving southward to Malaya.
From the story personally narrated ion by father, I really admired the courage of my grandfather Wong Yee (黄汝) and grandmother, whose name appeared on her tombstone as Chen (陈氏), a surname without even her name, for bringing   four minor children of two boys and two girls by sea to a completely unfamiliar territory in pursuit of a new life. My only regret was, while interviewing father then, I did not ask him grandfather’s contact person in Malaya then. Father only told me that this family of six boarded a ship in Hong Kong and finally landed in Penang, Malaya and later moved to Taiping, Trong, and Tanjung Tualang before finally settling down by the side of Pinji River on the outskirts of Ipoh, the place where the family ran a vegetable and pig farm. This was also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The entire adventure to the South was so soul-stirring that I think we as descendents will never have such fearless and risk-taking spirit any more. In comparing with that, making the most daring decision in my life in sending all five children to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SA for tertiary education with small income as a journalist merely near misses.

Henceforth, my parents brought up six of us by working hard in the farm. Besides growing vegetables and rearing pigs, they also planted Tambun pomelo, a kind of grapefruit specially grown in Tambun, near Ipoh. I was third among the six, with two elder sisters up and two younger sisters and the only brother down. Because of poverty, my two elder sisters had never been to school. Another younger sister dropped out after finishing her six-year primary education and joined the family in helping parents running the farm and the orchard, leaving three of us who were lucky enough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going to school right up to high school level.That proved father was a far-sighted person that sent us to school whenever financially capable. That was because, as he orally narrated, he himself only attended private home class offered by a local Chinese tutor for a brief period of three months and could only recognize very few Chinese characters. He knew very well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t the very beginning, and went all out for it.

Father was basically a lonely and stern man, with a strong character that didn’t simply seeking people’s help. He was hot-tempered and could be very harsh with children while in rage. I myself did experience such bitter taste during my primary school days. But I never mind about this. I took it as a way parents disciplining children during my time. It was also a growing process for most of rural children in that era. While grown up, I realized that it was all due to pressure of life.I was lucky to be the third among the six children, with two elder sisters helping parents to run the farm and pemelo orchard without my help. I realized that it was father’s well intention to leave me out, so that I could perform better in school. Without going to the farm, I had a lot of time to play basketball almost every day, going to the extent of forming my own basketball team with friends with I myself as captain. I luxuriously enjoyed this kind of school life right up to high school graduation.

Of course, I did help father at times. During my junior middle school days, father used to transport farm produce with bicycle to Ipoh market for wholesale. It was an approximately 10-mile tough cycling trip, and the time was 4.00am in early morning. At times when harvests were good and father could not handle all, I had to help. Fully loaded with vegetables and other farm products, I just followed father and paddled hard all the way to the market. It was definitely not a fun trip.  Anyhow, I was well rewarded for the trip. After selling off all the stuffs, father would bring me to the famous Pearl River Restaurant nearby for early dim sum breakfast. The big pao (bun) there was simply too delicious to forget.

It seemed that father was also a man with vision who dared to invest in his children’s education.  When I was in Standard Four in Min Sin (明新) Primary School in Old Ampang, father decided to transfer me to the famous Yuk Choy (育才) Primary School in Ipoh and studied there right up to Senior Middle Three graduation. At that time, it seemed that father already had some small savings in hand, which, I believed, should be barely enough to send me to Nanyang University (南大) in Singapore. However,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 was offered a job as staff reporter of Nanyang Siang Pau (南洋商报) through open competition and test. I chose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that lasted 25 years. I never know what I would be if I decided then to further my study in Nanyang University. Anyhow, I was grateful to father for his expectation on me at that time.

In fact, other than a person with his own unique personality, father was a man with strong self-esteem. I remembered during my school days, there were sort of incentive scholarships offered by Qingyuan Natives Association, a social and welfare association formed by Qingyuan natives. He simply did not encourage  me to apply for the simple reason that he did not want others to say that he relied on the association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What a man of character.Father did earn considerable respect from fellow Qingyuan natives for being honest and willing to help other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farming, planting Tambun pomelo and rearing pigs, father accumulated a little savings. I still remembered how a Qingyuan native with the surname Chen who later moved to the new village came and borrowed money from father in order to open an orchard and pig farm, and was given an unconditional friendly loan (and of course without interest) by father. This fellow native later made big money.

Father was also a grateful man, and was thankful to the Wong Man (黄勉) and Wong Wai (黄辉) brothers who helped him settle down and develop his farm and pomelo orchard in early days. For a long period,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father had to wholesale his pomelo exclusively to Wong Wai Kee Pomelo Store operated by Wong Wai at a price below market price and on long-term basis. It was just to return the favour.

In my childhood impression, father was not only a very hard-working man, but also had various skills to make a living. For example, he could catch fish with bare hands in Pinji River. In those days, Pinji River was still clear. To my surprise, he could submerge into the river and emerged with live fish in hand.  He then tossed it onshore and let me handled it—the most enjoyable moment for me. That was becaus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early1930s when all tin mines were shut down, the whole family was jobless and had to turn fishing for survival, usually by drying up the drains or ponds for fish.

Father also knew something about bone treatment in Chinese way. I still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in Standard Four, one of my legs was sprained when I playfully jumped down from an earth wall and was unable to walk. Naturally, father was very angry. After a round of scolding, he went out to collect some bone-curing herbs and applied onto the sprained part.  After one week, the injured leg was unexpectedly recovered.

I was also deeply impressed with father’s learning spirit.  When I joined Nanyang Siang Pao as a staff reporter, I brought home my complimentary copy every day. I noticed that father kept on reading it whenever he had free time. I realized later that he was actually making use the newspaper to improve his vocabulary, as he attended private Chinese tuition for only three months. I admired his studious learning spirit, although he might sometimes wrongly pronounce some similar words.

I think what I disappointed father most was none other than my abrupt leaving of teachers training centre after attending classes for about a month, meaning that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become a teacher like my neighbor friends who are also Qingyuan natives to lead a stable life with good reputation. In fact, I myself also wanted to become a teacher. The problem was, one morning, about one month after my admission, I was suddenly asked to see the centre’s organizer who ordered me to leave the centre with immediate effect. No reason was given. I believed the only reason was the organizer must have received directive from certain authority that I was not fit to be a teacher. At the very moment, I already knew the reason behind it. It must be due to my contacts with some progressive students when I was in Senior Middle Three, the last year of high school. In that year, I read a lot of banned books passed over by these progressive students. It appeared that certain “professional students” (students receiving money from police for information) must have reported to the authority that I was a left-leaning student. It was then confirmed. What disappointed me most was the organizer demanded my immediate leaving.  So much so that she even turned down my request to stay back until class dismissed in the afternoon. My intention was not to leave the centre when the class was still in session to avoid fellow trainees’  query. So I abruptly left the teacher training centre that way, without telling any other trainees. Until today, many of my fellow trainees did not know why I suddenly disappeared.  Back home and frustrated, I of course dared not tell father the fact, merely saying that I had decided to quit teachers training because I wanted to sit for the Senior Cambridge School Certificate, an examination for English school students then, by the end of the year. I saw my father’s face looked so desperately disappointed. I forever did not tell him the truth that I was actually expelled. Fortunately, I passed the Cambridge examination with ease by year’s end and joined the newspaper the following year. At long last, God has been a bit fair to me, offering me a life-long-career closely related to writing.

After 25 years in the press, I brought father another big question mark when I suddenly resigned my job as chief reporter of Nanyang Siang Pau Perak Bureau and turned a full-time law translator and publisher, specializing in translating the English-enacted Malaysian Acts into Chinese. This was an extremely unpopular branch of translation that very few translators would like to take up, with daily work hours of about 16 hours and the market for this kind of publication remained unknown. In the eyes of many, my decision then was crazy, particularly so my father. Anyhow, I have no regret. Why? As the article I am now writing is something about my father, I will account for this in my own memoirs later.

I can now tell father in haven that the decision I made then would make more sense than staying back in the press, even if I might become editor-in-chief or managing director. This is because I will leave behind 25 books of legal translation. What is most important is, this self-challenge has made a one-time journalist being able to send all his five children to study abroad, a make-up for the regret that both I myself and my wife did no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university. My decision then was also in compliance with father’s original wish to improve descendants’ livelihood through education. Father should understand and excuse me for making two major decisions right in front of him that disappointed him most. I can only tell father that others leave behind money, I can only leave behind writings. But I am very satisfied.

The only time that I made father happy should be the good news that, after turning a full-time law translator and publisher for five years, I was selected to work overseas by a US government agency that sent its representatives to Malaysia to recruit Chinese-English translators. On eve of my departure, father personally cooked some dishes I like best for my farewell dinner.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 rare kind smile on father’s serious face, while murmuring out something like “Malaysian government doesn’t want, the US government wants!” I still remember saying to father that night: “kind people live longer”, hoping that he would have a long life. Unfortunately, I did not know whether I said the wrong words that night, it was approximately one month after I reported duty overseas, I received bad news that father died of a road accident. I tried my very best to secure an air ticket that could only sit on seats reserved for flight attendants that needed pilot’s special approval and rushed home for his funeral. I mournfully cried a lot then, kept on complaining why God was so cruel to such a kind man.

I herewith tearfully dedicated this article in memory of my respected and great father who passed away some 23 years ago. (June 16, 2013, Father’s Day)

我看朱玉叶奸杀案

July 4th, 2013 By 黄士春

我看朱玉叶奸杀案

黄士春

从媒体报道有关朱玉叶的案情看来,我认为导致被告被判不需答辩而无罪释放,主控官必须负上主要的责任。

根据我采访刑事审讯案件十多年所得的经验,整个案件的关键取决于凶手身份的确定。在朱玉叶一案,明显的是一宗奸杀案,很可能还是轮奸后杀害。主控官应该从一开始就要警惕自己,万一不能确定凶手身份的时候,他必须为本身加设一道安全网,即在控状中提控被告伙其他人联合致死死者,只要在控状上加上“伙同一名或多名仍然在逃者”,就有很高的机会将被告定罪;因为,当一伙人联合谋杀一人时,即使只是一个人动手杀人,其他在场的全体伙同者都会同样有罪,当然也包括案中的唯一被告。但主控官只是提控被告一人,而且明知很难证明被告就是凶手,被告的身份稍有模糊,就会产生疑点,而在刑事案的情况,这疑点的利益是归被告的。

其实,即使主控官当初没有想到设安全网的问题,他还是有机会在审案中途补救的。例如,根据报道,化验师的报告已显示死者私处另有一男子的精液,他就应该机警地在审讯中途依据审讯程序的有关条文申请修改控状,即将控状改为指被告伙同其他一名或多名仍然在逃者,联合谋杀死者。如果主控官有这样做的话,法官就未必会作出这样的判决。(26.6.2013)

马华只是“不入阁”,不是“不入政府”!

June 24th, 2013 By 黄士春

马华只是“不入阁”不是“不入政府”!

黄士春

我对马华入阁不入阁一事,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兴趣,但整天看到媒体报道“不入阁”的新闻(其实是既烂且臭的旧闻),既烦且闷;觉得马华、华社甚至媒体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还在争论什么官职受影响,什么官职又没问题。

根据我对字面的理解,马华的所谓“不入阁”(refuse to join cabinet) 并不是“不入政府”(refuse to join government), 换句话说,“不入阁” 只是指不参加内阁,也就是不做部长而已,因此,只有那三几个“部长”受影响而已,甚至连“副部长”等都不受影响,因为,副部长本来就不是“阁员”;即使 所谓的 “内阁”还包括了 “州内阁”的行政议员,受影响的顶多也是那十个八个人而已;至于其他的大小官职,完全不受影响。

马华当时通过这样的议决,可能没有留意这个字眼问题。如果我的看法正确,给马华提供了下台阶,那么除了那几个联邦内阁和州内阁的几个职位之外,其他的都可以依据黄士春的释义继续做官,继续接受新的委任,大家一齐继续捞生!(22.6.2013)